1982年冬的全国食品展销会落下帷幕时，北京的雪下得正紧。聂红玉抱着沉甸甸的“全国优质食品奖”证书，踩着积雪从展览馆出来，睫毛上沾着的雪粒一沾体温就化了，可心里的热乎劲儿怎么也压不住——“红玉酱菜”不仅签下了十五个省的经销商，连外贸公司都抛来了橄榄枝，想把酱菜卖到东南亚去。
可欢喜劲儿没持续多久，麻烦就找上了门。展销会结束第二天，市税务局的同志就来了加工厂，拿着账本翻了半天，说：“你们这是个体企业，去年的销售额过了五万，按规定要缴3%的营业税，之前你们按小作坊缴的定额税不够，得补缴一千二百块。”
聂红玉拿着税单，眉头拧成了疙瘩。一千二百块不是小数，刚用大部分流动资金订了黄土坡的萝卜原料，厂里还要发工资，哪有闲钱补税？更让她犯愁的是，税务局同志提了一嘴：“明年个体企业政策可能有调整，你们规模这么大，要是不提前对接商业局，说不定还要面临资质核查。”
“我去跑商业局。” 沈廷洲从车间回来，满手的机油还没擦，看到聂红玉愁眉不展的样子，一把夺过税单，“你管厂里的生产销售，外面的政策对接、人情往来，交给我。以前在部队，我就跟着指导员跑过地方对接，这些事我来办比你方便。”
聂红玉愣了一下。自从创业以来，她习惯了事事亲力亲为，总觉得沈廷洲耿直，不擅长和机关单位的人打交道。可看着丈夫眼里的坚定，她点了点头：“商业局的王科长是赵科长的老同事，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咱们的获奖证书和营业执照过去。” 沈廷洲却摆摆手：“不用你写信，我自己去。真要办不成，再找赵科长帮忙也不迟。”
第二天一早，沈廷洲换上了压箱底的旧军装——洗得发白却笔挺，领口的领章擦得锃亮。他把获奖证书、营业执照、纳税证明都装进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还特意带上了自己的退伍证。柳氏给她塞了两个馒头：“办事嘴甜点儿，实在不行就提汤书记，他不是认识你爹嘛。” 沈廷洲“嗯”了一声，转身走进了风雪里。
商业局的办公区在一栋老式红砖楼里，走廊里飘着煤炉的烟味，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人。沈廷洲找到王科长的办公室，敲了三次门都没人应，直到快中午，才看到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夹着公文包回来。“您是王科长吗？我是红玉食品的沈廷洲，想咨询个体企业的税收政策。” 沈廷洲上前一步，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王科长愣了一下，看着他身上的旧军装，态度缓和了些：“个体企业？展销会上拿奖的那个红玉酱菜？” 沈廷洲连忙点头，把带来的资料递过去：“我们厂去年销售额刚过五万，税务局说要补税，可我们刚扩大生产，资金实在紧张。听说明年政策有调整，想问问有没有优惠政策。”
王科长翻着资料，又拿起酱菜样品尝了尝：“你们这酱菜确实不错，展销会上我也听说了，给咱们市争了光。” 他话锋一转，“但税收政策是死的，补税是必须的。不过嘛，个体企业要是吸纳待业青年超过五人，能申请‘就业扶持减免’，最多能减三成税款。” 他指着沈廷洲的退伍证，“你是退伍军人，创办企业还有额外的政策倾斜，就是手续麻烦点，得跑民政局开证明。”
沈廷洲眼睛亮了：“麻烦不怕，只要能给厂里减轻负担，跑多少趟都行。” 王科长笑了：“现在像你这么耿直的年轻人不多了。这样，我给你列个清单，需要的材料、要跑的部门都写清楚，你按这个来，少走弯路。” 他拿起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连哪个部门在几楼、找谁对接都标注得明明白白。
从商业局出来，沈廷洲没回厂，直接去了民政局。路上雪越下越大，他的棉鞋湿透了，冻得脚趾发麻，可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清单，生怕被雪打湿。民政局的李干事是他的老战友，看到他这副模样，又气又笑：“你这小子，办事怎么不知道顾着自己？快把湿鞋换了，我办公室有备用的。” 听说沈廷洲是为了厂里的事，李干事立刻帮他开了退伍军人创业证明：“以后有这事直接找我，别自己瞎跑。”
等沈廷洲抱着一堆证明材料回到厂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聂红玉正站在厂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件厚棉袄。看到他冻得通红的脸和湿透的裤脚，聂红玉鼻子一酸：“怎么才回来？我让李伟去接你，到处都找不到。” 沈廷洲从怀里掏出材料，像献宝似的递过去：“都办好了，王科长说能减三成税，还能申请明年的政策补贴。” 他的手冻得发僵，连材料都快拿不住了。
柳氏端来热腾腾的姜汤，逼着沈廷洲喝下去，又给他用热水泡脚。聂红玉坐在旁边，一页页翻着材料，上面除了正规的证明，还有沈廷洲随手记的笔记——哪个部门的电话、办事人员的姓氏、下次去要带的东西，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总觉得你不懂这些弯弯绕，是我小看你了。” 聂红玉摸着他冻裂的手背，“以后厂里的外部对接，就全交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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