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深圳像个烧透的火炉,六月的阳光把深交所门前的柏油路晒得发软,凤凰花的花瓣落在红色地毯上,被往来的皮鞋碾出细碎的嫣红。聂红玉站在交易所大门前,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领口别着的小红花胸针——那是用柳氏绣了一半的工牌套拆改的,蓝布底衬着金线绣的花,针脚里还留着婆婆的温度。
“娘,沈叔,你们看,这就是深交所。” 她对着随身携带的牛皮纸袋轻声说,里面装着柳氏的黑白遗像和沈父的旧军帽,“今天咱们‘红玉食品’就要挂牌了,您说过的,要让咱们的饺子卖遍全国,现在咱们要让全国都知道‘红玉’的名字。” 风卷着热浪扑过来,把她的鬓发吹起,露出鬓角新添的几根白发——那是这大半年筹备上市熬出来的。
“红玉,券商那边确认好了,九点准时敲钟。” 沈廷洲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瓶冰水,瓶盖已经拧开,“小石头带着乐乐刚到,在里面跟陈教授他们汇合。” 他看着聂红玉苍白的脸,伸手帮她理了理微乱的领带,“别太紧张,咱们从黄土坡的养猪场走到今天,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聂红玉接过冰水,却没喝,只是用瓶身贴着发烫的脸颊降温。她想起三个月前,上市材料第三次被打回时,汤书记连夜从北京赶过来,把一份盖着省经贸委红章的推荐信拍在她桌上:“红玉,这是咱们省的重点扶持项目,他们质疑你‘成分背景’,我就跟他们说,地主成分怎么了?靠自己双手把企业做到年产值千万,这才是新时代的榜样!”
走进交易大厅,喧嚣瞬间涌来。电子屏上滚动着“红玉食品(000001)”的招股信息,穿西装的券商人员正和电视台记者对接镜头,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投资人举着资料册讨论,远处的休息区里,陈教授正带着研发团队调试刚做的速冻汤圆——那是上市献礼的新品,用的是柳氏传下来的糯米处理秘方。
“娘!” 乐乐穿着白色连衣裙跑过来,扑进聂红玉怀里,小姑娘长到了一米六,眉眼间像极了原主,“旧金山的华人社团都发贺电了,说咱们‘红玉食品’是华人的骄傲!我还带了您的饺子礼盒,给交易所的叔叔阿姨们尝了,他们都夸比美国的速冻食品好吃!”
小石头跟在后面,穿着和沈廷洲同款的灰色西装,手里拿着平板电脑——那是聂红玉托人从香港买的,里面存着“红玉食品”从1983年建厂到现在的所有数据。“娘,最新的认购数据出来了,超额认购三倍,机构投资者占比六成,咱们的发行价能稳定在一块二。” 他推了推眼镜,“按这个估值,咱们的市值能到一亿二千万。”
“一亿二千万”这个数字砸在聂红玉心上,让她突然想起1968年刚穿越过来的那个冬天。那时候她穿着打补丁的薄棉袄,在黄土坡的雪地里挖野菜,柳氏把半块冻硬的红薯塞给她,说“地主家的小姐也得吃饭,先活着才能想别的”。那时候的“千万”“亿”,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聂总,该去贵宾室休息了,还有半小时开始路演。” 券商经理匆匆走来,手里拿着路演提纲,“刚才有个新加坡的投资团问咱们的冷链技术,您准备怎么回应?” 聂红玉点点头,接过提纲——上面的问题她早就烂熟于心,从原材料供应到冷链物流,从口味创新到市场扩张,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她和团队的心血。
路演厅里座无虚席。聂红玉站在讲台上,身后的投影幕布上播放着“红玉食品”的发展历程:1970年的集体养猪场、1983年的第一间饺子铺、1987年应对外资竞争的创新产品、现在遍布全国的八十家加盟店。当画面切到柳氏在厨房包饺子的照片时,她的声音顿了顿,眼眶微微发红。
“我们的品牌核心是‘匠心守根’。” 聂红玉抬手擦了擦眼角,“这位是我的婆婆柳氏,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却教会了我最朴素的道理——做食品就是做良心。1968年我刚到沈家,她给我端的第一碗冷红薯粥,让我明白活着的意义;1971年我生小石头大出血,她背着我在雪地里跑了三里地,让我明白家人的重量;1983年我建厂缺资金,她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让我明白信任的价值。”
台下静悄悄的,只有相机的快门声。聂红玉指着幕布上的“柳氏工牌套”样品图:“我们所有加盟商的工牌套,都用这种蓝布绣小红花的样式,这是我婆婆的手艺。她去年冬天走了,走之前说‘红玉,要让大家都吃上热乎饭’。今天我们上市,就是要带着她的心愿,把中国的味道做进千家万户,做向全世界。”
掌声雷动,连刚才最挑剔的新加坡投资人都站起来鼓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投资人举着话筒问:“聂总,您从地主成分的穷媳妇做到女企业家,靠的是什么?” 聂红玉笑了,想起前世被裁时的迷茫,想起穿越初期的艰难:“靠三样东西——一双敢干活的手,一颗不服输的心,还有一群肯帮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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