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深圳像个烧透的火炉，六月的阳光把深交所门前的柏油路晒得发软，凤凰花的花瓣落在红色地毯上，被往来的皮鞋碾出细碎的嫣红。聂红玉站在交易所大门前，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领口别着的小红花胸针——那是用柳氏绣了一半的工牌套拆改的，蓝布底衬着金线绣的花，针脚里还留着婆婆的温度。
“娘，沈叔，你们看，这就是深交所。” 她对着随身携带的牛皮纸袋轻声说，里面装着柳氏的黑白遗像和沈父的旧军帽，“今天咱们‘红玉食品’就要挂牌了，您说过的，要让咱们的饺子卖遍全国，现在咱们要让全国都知道‘红玉’的名字。” 风卷着热浪扑过来，把她的鬓发吹起，露出鬓角新添的几根白发——那是这大半年筹备上市熬出来的。
“红玉，券商那边确认好了，九点准时敲钟。” 沈廷洲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瓶冰水，瓶盖已经拧开，“小石头带着乐乐刚到，在里面跟陈教授他们汇合。” 他看着聂红玉苍白的脸，伸手帮她理了理微乱的领带，“别太紧张，咱们从黄土坡的养猪场走到今天，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聂红玉接过冰水，却没喝，只是用瓶身贴着发烫的脸颊降温。她想起三个月前，上市材料第三次被打回时，汤书记连夜从北京赶过来，把一份盖着省经贸委红章的推荐信拍在她桌上：“红玉，这是咱们省的重点扶持项目，他们质疑你‘成分背景’，我就跟他们说，地主成分怎么了？靠自己双手把企业做到年产值千万，这才是新时代的榜样！”
走进交易大厅，喧嚣瞬间涌来。电子屏上滚动着“红玉食品（000001）”的招股信息，穿西装的券商人员正和电视台记者对接镜头，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投资人举着资料册讨论，远处的休息区里，陈教授正带着研发团队调试刚做的速冻汤圆——那是上市献礼的新品，用的是柳氏传下来的糯米处理秘方。
“娘！” 乐乐穿着白色连衣裙跑过来，扑进聂红玉怀里，小姑娘长到了一米六，眉眼间像极了原主，“旧金山的华人社团都发贺电了，说咱们‘红玉食品’是华人的骄傲！我还带了您的饺子礼盒，给交易所的叔叔阿姨们尝了，他们都夸比美国的速冻食品好吃！”
小石头跟在后面，穿着和沈廷洲同款的灰色西装，手里拿着平板电脑——那是聂红玉托人从香港买的，里面存着“红玉食品”从1983年建厂到现在的所有数据。“娘，最新的认购数据出来了，超额认购三倍，机构投资者占比六成，咱们的发行价能稳定在一块二。” 他推了推眼镜，“按这个估值，咱们的市值能到一亿二千万。”
“一亿二千万”这个数字砸在聂红玉心上，让她突然想起1968年刚穿越过来的那个冬天。那时候她穿着打补丁的薄棉袄，在黄土坡的雪地里挖野菜，柳氏把半块冻硬的红薯塞给她，说“地主家的小姐也得吃饭，先活着才能想别的”。那时候的“千万”“亿”，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聂总，该去贵宾室休息了，还有半小时开始路演。” 券商经理匆匆走来，手里拿着路演提纲，“刚才有个新加坡的投资团问咱们的冷链技术，您准备怎么回应？” 聂红玉点点头，接过提纲——上面的问题她早就烂熟于心，从原材料供应到冷链物流，从口味创新到市场扩张，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她和团队的心血。
路演厅里座无虚席。聂红玉站在讲台上，身后的投影幕布上播放着“红玉食品”的发展历程：1970年的集体养猪场、1983年的第一间饺子铺、1987年应对外资竞争的创新产品、现在遍布全国的八十家加盟店。当画面切到柳氏在厨房包饺子的照片时，她的声音顿了顿，眼眶微微发红。
“我们的品牌核心是‘匠心守根’。” 聂红玉抬手擦了擦眼角，“这位是我的婆婆柳氏，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却教会了我最朴素的道理——做食品就是做良心。1968年我刚到沈家，她给我端的第一碗冷红薯粥，让我明白活着的意义；1971年我生小石头大出血，她背着我在雪地里跑了三里地，让我明白家人的重量；1983年我建厂缺资金，她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让我明白信任的价值。”
台下静悄悄的，只有相机的快门声。聂红玉指着幕布上的“柳氏工牌套”样品图：“我们所有加盟商的工牌套，都用这种蓝布绣小红花的样式，这是我婆婆的手艺。她去年冬天走了，走之前说‘红玉，要让大家都吃上热乎饭’。今天我们上市，就是要带着她的心愿，把中国的味道做进千家万户，做向全世界。”
掌声雷动，连刚才最挑剔的新加坡投资人都站起来鼓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投资人举着话筒问：“聂总，您从地主成分的穷媳妇做到女企业家，靠的是什么？” 聂红玉笑了，想起前世被裁时的迷茫，想起穿越初期的艰难：“靠三样东西——一双敢干活的手，一颗不服输的心，还有一群肯帮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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