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刘禅病重、下诏由太子刘璿监国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景耀十二年岁末的成都朝堂炸响。尽管此前已有风声，但当正式的诏书由宫中传出，经由尚书台明发天下时，依旧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层层涟漪。一时间，暗流汹涌，质疑与揣测如同冬日里的寒风，悄然刮遍了各个衙署府邸。
质疑之声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太子刘璿虽居东宫多年，性情宽和，然其处理政务的经验主要限于观政与听讲，从未真正独当一面，更无显赫功绩可镇服群臣。在如今三国鼎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新政待固的微妙时期，将国政交由一位“仁弱”的太子，难免让人心生忧虑。其二，陛下虽言静养，然一旦彻底放权，太子能否驾驭得了如今愈发复杂的朝局？尤其是手握重兵、功勋卓着的大司马诸葛瞻，其态度将至关重要。其三，一些潜藏的、对现行新政不满或因利益受损而心怀怨望的官员，也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空间。
朝会之上，气氛明显不同往日。刘禅不再临朝，御座空悬。太子刘璿身着储君冠服，坐在御座之侧特设的“监国”位之上，面容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紧张和局促。他努力维持着威仪，但面对下方那些或审视、或担忧、或别有深意的目光，手心不禁微微出汗。
果然，在例行议事之后，一位素以耿直（或者说迂阔）闻名的老臣，郭侍中，率先出列，他并未直接质疑太子，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当前局势：“殿下监国，老臣等自当竭力辅佐。然，如今荆北战事初定，百废待兴，陇右钟会虎视未去，国力损耗甚巨。当此危疑之际，朝政千头万绪，不知殿下于军国大事，可有成算？譬如，荆西新土如何巩固？与魏吴边界如何划定？来年赋税、兵员征调如何方略？臣等愚钝，恳请殿下明示，以安百官之心。”
这番话听起来是请教，实则是在试探太子的能力和决断力，也问出了许多朝臣心中的疑虑。殿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刘璿身上。
刘璿显然准备不足，他张了张嘴，脸颊微红，想要说些什么，却一时难以组织起清晰有力的言辞，只得将求助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位列武官之首、神色沉静的诸葛瞻。
这一刻，无数人心思电转。若诸葛瞻此时越俎代庖，代为回答，则太子威信必然受损，日后恐成傀儡；若他沉默不语，则太子无法应对，监国之位立刻便会引发更大的质疑。
就在这微妙关头，诸葛瞻动了。他并未出列，而是微微侧身，面向刘璿，拱手一礼，声音清朗而沉稳，足以让殿内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殿下，郭侍中所问，亦是臣等关切之事。然，陛下圣体违和，命殿下监国，乃托付社稷之重。凡军国机要，臣等自当详加议定，形成条陈，由殿下最终裁决议断。 此乃臣子本分，亦是朝廷法度。”
他先定下了调子——最终决策权在太子，臣下是辅佐。随即，他话锋一转，并未直接回答郭攸之的问题，而是环视群臣，语气变得铿锵有力：
“至于郭侍中所忧之国势，瞻，倒有几句话，欲与诸位同僚共勉！”
“荆西之役，我军将士浴血奋战，收复故土，此乃先帝亦期盼之战略突破，岂是‘危疑’二字可轻描淡写？此乃大胜！当此之时，正需上下同心，巩固战果，何以妄自菲薄，徒乱人心？”
“太子殿下，性情仁厚，宽以待人，此乃国家之福，万民之幸！方今大汉，内有新政惠民，外拓疆土扬威，需要的正是一位能凝聚人心、善纳忠言的仁德之君，而非穷兵黩武、刚愎自用之主！陛下圣明，择殿下监国，正是洞察时势，为国择贤！”
“至于政务经验，”诸葛瞻目光扫过那些面露疑色的官员，声音提高了几分，“谁人生而知之？家父初出茅庐时，亦非经纬之才尽显！殿下聪慧好学，多年来随陛下听政，于军国大事并非一无所知。如今正是殿下历练之时，我等身为臣子，当思如何竭诚辅佐，查漏补缺，建言献策，岂可因殿下暂未亲理万机而心生疑虑，甚至怀观望之意？此非人臣之道！”
他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既有对太子地位的坚决维护，又有对当前形势的自信判断，更有对臣子职责的严厉敲打。他将刘璿的“仁弱”重新诠释为“仁德”，将当下的局面定义为“开拓进取”而非“危疑存亡”，极大地提振了气氛，也堵住了许多人的嘴。
紧接着，诸葛瞻再次面向刘璿，躬身道：“殿下，侍中所问诸事，确乃当务之急。臣建议，可令尚书台、大司马府、大将军府及各相关衙署，就荆西治理、边界勘定、来年预算及兵员事宜，于三日内拿出详细方略，汇集成册，呈送殿下御览。殿下可召集中枢重臣，于东宫召开廷议，逐一审议，由殿下乾纲独断。期间若有不明之处，臣等随时可为殿下解说。如此，既不误国事，亦可令殿下尽快熟悉政务，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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