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节气，清河县的土地裂得能塞进拳头。林砚带着孙福下乡核粮，牛车碾过焦土，扬起的尘土落在粮册上，把“实缴”二字糊成了灰扑扑的一团。
“这日头毒得能把人晒化。”孙福擦着汗，从怀里掏出个葫芦，灌了口水，“林书吏，要不咱先去张家庄的老槐树下歇会儿？”
林砚摇头，翻着手里的粮册：“张家庄今年报了旱灾，得仔细查查。”他的指尖停在“张家庄应缴粮三十石”那行，旁边用红笔批注着“已缴二十石，余十石待查”。
牛车转过山坳，远远望见张家庄的老槐树，叶子蔫得卷成了筒。村口的土墙上贴着泛黄的告示，“减免三成赋税”的朱印被雨水冲得模糊。林砚刚跳下车，就见个老汉拄着枣木拐杖踉跄着过来，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被汗水浸成了深灰。
“官爷……”老汉扑通跪在地上，浑浊的泪砸在滚烫的土地上，“求您给条活路吧！”
林砚赶紧扶住他：“老人家，有话慢慢说。”
老汉姓王，是张家庄的佃农，租种李大户十亩薄田。“开春时，李大户说今年灾年，每亩收租两斗。”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个破布包，里面是张皱巴巴的租契，“可前几日里正又来收税，说每亩要缴三斗，还说这是县衙的规矩！”
林砚接过租契，看见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每亩租谷两斗，遇灾年减半”，落款是李大户的红手印。“这税银该是县衙收的，怎么会和地租混在一起？”
“官爷有所不知。”王老汉抹着泪，“李大户代收地租，说税银也由他代缴，可收完税银后，又说灾年不减租，要我们补上三成！”他从怀里掏出个小陶罐，倒出半把碎铜钱，“您看，这是我东拼西凑的五文钱，实在缴不起了……”
林砚的指尖抚过陶罐上的裂纹，像触到了佃农们破碎的指望。他掏出随身的小本，快速记录：“张家庄王老汉，租李大户十亩地，地租两斗/亩，代收税银三斗/亩，合计五斗/亩，远超朝廷规定。”
孙福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袖子，压低声音：“林书吏，李大户是南乡有名的缙绅，周县丞都让着他三分……”
林砚没理会，继续追问：“除了张家庄，其他村也是这样吗？”
王老汉点头：“李大户管着南乡五个村，都这么收。说是帮县衙催税，其实……”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腰都直不起，“其实是把减税的三成吞了，又加了两成当好处费……”
正说着，里正带着两个差役来了。他穿着崭新的青布衫，手里摇着折扇，看见林砚，脸上堆起笑：“林文书怎么有空来张家庄？”
林砚把租契和小本往他面前一亮：“里正可知李大户重复征税？”
里正的笑容僵在脸上，折扇“啪”地合拢：“林文书说笑了，李大户是替县衙分忧，哪来的重复征税？”他指着告示上的朱印，“朝廷减免三成，李大户体恤佃农，把剩下的七成分作地租和税银，这是惯例！”
“惯例？”林砚冷笑，“按朝廷律例，税银该由县衙直接征收，何时轮到乡绅代收？”他翻开《赋役全书》，手指划过“严禁乡绅代征赋税”的条文，“你可知这是违法？”
里正的脸涨得通红，却还硬撑着：“林文书新来的不懂，南乡地广人稀，历来都是乡绅协助收税，周县丞也默许的！”
林砚不再争辩，只是在小本上重重写下“里正包庇李大户，称代收税银为惯例”，旁边画了个大大的感叹号。他知道，这不是张家庄一个村的事，而是整个南乡的毒瘤。
回县衙的路上，牛车碾过被晒化的柏油，发出黏腻的声响。孙福看着林砚阴沉的脸色，忍不住劝道：“林书吏，这水太深，咱粮秣房管不了……”
“管不了也要管。”林砚攥着小本，指甲在封皮上掐出了月牙形的凹痕，“朝廷的税银被乡绅吞了，佃农被逼得卖儿卖女，这账，总得有人记！”
当晚，林砚在粮秣房加班，把南乡五村的粮账重新核对了一遍。张家庄应缴粮三十石，实缴二十石，差额十石；李家庄应缴五十石，实缴三十石，差额二十石……这些差额，都被记在“杂支”栏里，成了乡绅们的分润。
“林文书还在忙？”周县丞端着茶进来，茶汤里浮着两片蔫了的茶叶，“听说你今天去张家庄了？”
林砚点头，把南乡的粮账推过去：“周大人，南乡五村的税银被李大户私吞了三成，还加收两成好处费，这是证据。”
周县丞翻着账册，眉头越皱越紧：“林砚，你可知李大户是谁？他是知府大人的表亲！”他放下茶盏，“这种事，前任县丞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又何必……”
“周大人，”林砚打断他，“朝廷减免三成赋税，是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不是给乡绅中饱私囊的！”他从怀里掏出小本，“我查了三年的税银账，李大户名下的‘杂支’累计有五百两，这足够赈济二十个张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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