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八的月光，像层薄霜铺在粮秣房的窗台上。林砚解开缠在手腕上的蓝布带，露出里面裹着的三本小册——封面是用染坊的边角料糊的，靛蓝色的那本写着“税银”，土黄色的标着“地租”，最薄的米白色册子，封面上用朱砂点了个小小的“灾”字。
桌案上的油灯芯“噼啪”爆了个火星，映得册子上的字迹忽明忽暗。林砚捏起那本靛蓝色的“税银册”，指尖抚过边角磨损的纸页——这是他三年来攒下的“私账”，每一页都记着清河镇的税银流水，小到李大户多报的两匹布税，大到州府下拨的灾年减免银，一笔笔都用蝇头小楷写着，旁边还贴着拓印的税票存根。
“该归整了。”他从笔筒里抽出支狼毫，笔尖在砚台里蘸了蘸，墨汁是苏晚用染坊的残料调的，比寻常墨色偏青，写在纸上有种冷冽的清透。他翻开“税银册”第一页，上面记着三年前刚到粮秣房时的账：“道光六年冬，刘记布庄报布税十匹，实缴八匹，差两匹抵于张通判幕僚。”
那时他还是个跟着老文书打杂的小吏，看见刘员外的账房把两匹布往幕僚的驴车上搬，老文书只敢低头拨算盘，说“别多管闲事”。可他偏在袖中藏了张税票拓印，回来后凭着记忆记在小册上，纸页边缘至今还留着当时紧张得攥出的褶皱。
油灯的光晕里，林砚的笔尖在纸上游走。他把“税银”分为“官税”“私占”两类，官税栏里记着各县按规定缴纳的数目，一笔笔清清楚楚；私占栏里则用红笔标着“刘记布庄多报布税累计三十五匹”“李大户虚报田税七亩”“张通判幕僚私扣染坊税银十二两”，算到最后，红笔数字加起来竟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两——足够清河镇所有佃农缴半年的税。
“原来这么多。”林砚的指尖停在“一千一百三十七两”上，墨色的数字在青灰色的纸页上，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他忽然想起去年冬，苏老爹拿着染坊的税票来粮秣房核对，票面上的“十二两”被改成了“十两”，周县丞只说“笔误”，如今看来，那二两怕是进了私囊。
他深吸口气，换了本土黄色的“地租册”。这本册子更厚些，里面夹着不少佃农的地契拓片，最旧的那张边角都脆了，是李老汉的——他家三亩地，每年要向地主缴两成租，可册子上记着“实缴三成”，多出的一成被地主以“看仓费”的名义扣了，李老汉的指印在拓片上洇得发黑，像是用力按了好几下。
“重复缴税的更要细算。”林砚从册子里抽出张泛黄的纸，是王老五去年的缴税单，上面盖着两个章，一个是粮秣房的，一个是地主私章。老文书当时说“地主代收是规矩”，可他查了账，王老五的税银在粮秣房记了一次，地主的账上又记了一次，等于一年缴了两次税。
他拿着算盘噼啪一算，三年来像王老五这样被重复收税的佃农，累计竟有二十七户，多缴的粮食加起来有三百一十四石——足够填满两个粮仓。最让他心惊的是，这些重复收的税，最后都记在了“乡绅捐粮”的名下，成了刘员外他们向上头邀功的资本。
窗外的风忽然紧了，吹得窗纸呜呜响。林砚下意识地把册子往怀里拢了拢，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灾减册”的封面上投下道银亮的光。这本米白色的册子最薄，却最让他揪心——上面记着州府下拨的灾年减免粮，可真正到佃农手里的，连一半都不到。
“道光七年雪灾，州府拨减免粮五十石，实发二十一石，余二十九石入李大户仓。”他念着三年前的记录，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点晕开个小圈。那年雪最大的时候，他看见李老汉的孙子饿得啃树皮，而李大户的粮仓却堆得冒尖，账上还写着“捐粮十石”。
油灯渐渐暗了，林砚换了块灯芯，火苗“腾”地窜高，照亮了桌案上的三样东西：本新编的《粮秣手册》，是给各县粮吏看的“明账”；这三本小册，是藏在袖中的“暗账”；还有张春燕绣的荷包，里面装着半块靛蓝染的碎布，是提醒他“账要清，心要明”。
他把三本册子的数字抄在张桑皮纸上，字迹比往常更用力，笔尖几乎要划破纸页。抄完后，他把正本按“税银”“地租”“灾减”捆好，塞进桌案下的暗格里，暗格垫着层染坊的粗布，防着虫蛀；副本则折成巴掌大的方块，塞进贴身的荷包里，和那块靛蓝碎布放在一起。
“该藏好了。”林砚吹灭油灯，月光立刻涌进屋里，在地上铺成片银白。他摸着枕下的暗格，那里刚被他掏空了块砖，正好能放下荷包。砖缝里塞着点艾草，是春燕说防蛇虫的，此刻倒像层软垫子，托着那本沉甸甸的副本。
躺下时，他听见粮秣房后院的鸡叫了头遍。离过年还有十三天，镇上已经有了年味，染坊在晒蓝布，酱菜坊在腌腊菜，私塾的扫盲班还在教村民写“福”字。可这些藏在账册里的亏空，像雪下的冻土，不翻出来，开春也暖不透。
他忽然想起林墨常说的“字如其心”，自己记的这些账，何尝不是如此？红笔标的私占，黑笔写的实缴，一笔一划都映着人心。或许这些账这辈子都用不上，但只要记着，清河镇的税银就总有算清的那天。
月光从窗棂移到床榻上，照亮了林砚攥着荷包的手。荷包上的靛蓝碎布在月光下泛着幽微的光，像片小小的海，托着那些见不得光的数字，等待着被晾晒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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