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庞友的声音顿了顿，随即又强硬起来，“我撞的是中学生，跟许大妈没关系！”
挂了电话，沈玉立刻驱车前往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申请调取事发当日的原始接处警登记表。
接待她的是指挥中心的王科长，听完她的来意，王科长翻找出一份登记表，指着“报警内容”一栏道：“沈律师，你自己看吧，这是当时的原始记录，我们系统里都有存档。”
沈玉凑近一看，登记表上“报警人陈述”和“当事人自述”两栏的字迹清晰：
“报警人庞友称，下车时与一老人发生肢体接触，老人倒地受伤；被报警人许大兰称，被下车的小伙子撞到后摔倒。”
沈玉的眉头瞬间拧紧，这份原始证据和庞友此前的说法完全相悖。她立刻返回律所，把庞友约到了接待室。
“这份接处警登记表，你怎么解释？”沈玉将复印件推到庞友面前，目光锐利。
庞友的脸色瞬间煞白，眼神躲闪，攥着水杯的手开始发抖。沉默了足足十分钟，他才低下头，声音沙哑：“我……我确实碰到她了。”
“那你之前为什么说撞的是中学生？”沈玉追问。
“当时下车太挤了，我右臂先碰到了中学生，转身的时候，左腿又蹭到了许大妈的脚踝，她没站稳就摔下去了。”
庞友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当时慌了，怕说出来就没人信我是去扶人的，就只敢承认碰到了，没敢说蹭到脚踝的事。”
沈玉叹了口气：“你隐瞒关键事实，不仅让案件陷入罗生门，还让舆论朝着‘好人被冤枉’的方向发酵，现在局面已经失控了。”
“那怎么办？”庞友抬起头，眼里满是慌乱，“二审要是把这事说出去，我岂不是成了欺骗公众的人？”
就在这时，刘为民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带着协商的意味：“沈律师，我们这边考虑了一下，许大妈也不想再折腾了，能不能谈谈庭前和解？”
三天后，和解谈判在玉宸律所的会议室进行。
刘为民率先开口：“我方的诉求很明确，庞友得给个补偿。但考虑到舆论影响，这笔钱不能叫‘赔偿’，就叫‘人道主义补偿’，金额方面，我们降到一万。”
“同时，双方得签保密协议，不能再向任何媒体披露案件细节，也不能再发表相关言论，庞友要撤回上诉，一审判决不再执行。”
许建国补充道，“我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这事尽快了结最好。”
沈玉看向庞友，庞友咬了咬唇，点头道：“一万我能接受，只要能了结这事，我答应保密。”
最终，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庞友一次性支付许大兰1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双方均不得向外界披露案件真相及协议内容；庞友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终止执行。
签完字，庞友长舒一口气，对沈玉说：“谢谢沈律师，这个结果我满意，至少不用再被舆论和官司缠着了。”
沈玉却看着他，语气郑重：
“你主动联系媒体引发舆论，一度让公众对司法判决产生误解，这反映了‘媒体审判’和司法独立之间的潜在冲突。虽然和解了，但因保密协议的存在，真相被掩盖，公众只会一直认为你是被冤枉的，这对司法公信力也是一种伤害。”
庞友低下头，没再说话。
这场“扶撞纠纷”的热度渐渐褪去，公众始终坚信庞友是“善意被辜负”的典型，甚至将其视为“社会道德滑坡”的象征。
直到半年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专访，被问及这起引发广泛争议的案件时，才首次披露了真相。
“关于京西广场公交站的扶人纠纷案，社会上一直有误解。”
刘志伟面对镜头，语气坦诚，“经核查，一审判决认定的‘碰撞事实’基本成立，庞友在事发后向警方承认过与老人发生肢体接触，后续也在和解时确认了这一情况。”
他补充道：“一审判决的基本事实是准确的，但确实存在证据链瑕疵，且判决书中的部分推理表述不够严谨，被舆论放大后引发了公众对‘扶不扶’问题的焦虑。
需要明确的是，司法既要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守护善意助人者的积极性，这需要法官在审理时更精准地平衡法理与情理，避免机械适用‘常理推断’。”
专访播出后，舆论哗然，不少网友感慨“原来这是一场罗生门”。
而庞友早已删除了所有相关的自媒体内容，回归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只是再遇到路边摔倒的人，他会先掏出手机录像，再上前搀扶。
沈玉看着电视里的专访，合上了手中的案卷。
这场案件留下的，不只是一份和解协议，更是对司法裁判、公众认知和善意边界的长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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