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响起一阵细碎的掌声，玛莎教授笑着补充：“沈的案例很有启发性。我们之前讨论跨境劳工权益，总想着‘企业合规’‘政府监管’，却忽略了公益组织的桥梁作用。
沈，你觉得这种模式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吗？比如美国，很多华裔劳工也面临类似的身份困境。”
“我认为可以，但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调整。”沈玉立刻回应。
“比如美国的劳工法更完善，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还是让很多华裔劳工不敢维权。去年我们帮一位在纽约中餐厅打工的女工维权，她被拖欠工资后不敢报警，因为老板说‘你是偷渡过来的，报警会被遣返’。
我们联系了纽约华人法律援助会，他们派了会中文的律师，还帮她申请了‘U签证’，最终不仅要回了工资，还拿到了合法身份。”
“U签证？”后排一位学生举手，“您能具体说说这种签证的申请流程吗？我之前做过相关研究，发现通过率只有30%左右。”
“确实不容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证明自己是犯罪受害者、协助警方调查、在美国有固定住所。”沈玉耐心解释。
“我们当时帮那位女工收集了工资条、同事证言、医院的伤情鉴定，还陪她去警局做笔录，前后花了4个月才申请下来。
关键是要找到熟悉当地法律的公益组织合作，不能单打独斗——这也是我今天想强调的，跨境劳工权益保护，本质是‘多方协作’，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媒体，缺一不可。”
研讨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提问环节比预期多了40分钟，直到玛莎教授敲响木槌：
“今天的研讨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沈，麻烦你把案例材料和PPT发给我，我想收录到哈佛的跨境权益研究库，还要推荐给《国际劳工法评论》期刊，他们肯定会感兴趣。”
“好的，我会后就发您邮箱。”沈玉收起提纲，刚把电脑装进包里，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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