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响起一阵细碎的掌声,玛莎教授笑着补充:“沈的案例很有启发性。我们之前讨论跨境劳工权益,总想着‘企业合规’‘政府监管’,却忽略了公益组织的桥梁作用。
沈,你觉得这种模式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吗?比如美国,很多华裔劳工也面临类似的身份困境。”
“我认为可以,但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调整。”沈玉立刻回应。
“比如美国的劳工法更完善,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还是让很多华裔劳工不敢维权。去年我们帮一位在纽约中餐厅打工的女工维权,她被拖欠工资后不敢报警,因为老板说‘你是偷渡过来的,报警会被遣返’。
我们联系了纽约华人法律援助会,他们派了会中文的律师,还帮她申请了‘U签证’,最终不仅要回了工资,还拿到了合法身份。”
“U签证?”后排一位学生举手,“您能具体说说这种签证的申请流程吗?我之前做过相关研究,发现通过率只有30%左右。”
“确实不容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证明自己是犯罪受害者、协助警方调查、在美国有固定住所。”沈玉耐心解释。
“我们当时帮那位女工收集了工资条、同事证言、医院的伤情鉴定,还陪她去警局做笔录,前后花了4个月才申请下来。
关键是要找到熟悉当地法律的公益组织合作,不能单打独斗——这也是我今天想强调的,跨境劳工权益保护,本质是‘多方协作’,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媒体,缺一不可。”
研讨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提问环节比预期多了40分钟,直到玛莎教授敲响木槌:
“今天的研讨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沈,麻烦你把案例材料和PPT发给我,我想收录到哈佛的跨境权益研究库,还要推荐给《国际劳工法评论》期刊,他们肯定会感兴趣。”
“好的,我会后就发您邮箱。”沈玉收起提纲,刚把电脑装进包里,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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