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3日，清晨五点四十分。
南锣鼓巷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静谧中，只有几户早起的人家烟囱里冒出青烟。李建国推着自行车走出后院，车筐里放着帆布书包和一个铝制饭盒。他特意穿了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这是在丰泽园工作时穿的，左胸口袋上还隐约能看见油渍。
走到中院时，正好碰见三大爷闫富贵在门口刷牙。
“建国，这么早就去丰泽园啊？”闫富贵满嘴白沫地问。
“嗯，今天有早宴，得提前准备。”李建国回答得自然，脚下没停。这个说辞他已经用了快一个月，院里人都知道丰泽园偶尔会接重要宴席，厨师需要凌晨就到岗。
“啧啧，挣大钱也不容易。”闫富贵咕噜咕噜漱口，“你这一个月能拿多少？有一百不？”
“没那么多，就是混口饭吃。”李建国敷衍着，已经推车到了院门口。
自行车在晨雾中拐出胡同，他没有朝丰泽园所在的西长安街方向去，而是右转向北，骑向了四九城大学。
六点十分，他停在了离校园还有一个街区的胡同里。这里有家早点铺子刚开张，煤球炉子上的大铁锅里，豆浆咕嘟咕嘟冒着泡。李建国锁好车，走进铺子。
“一碗豆浆，两根油条。”他递过去粮票和钱。
“哟，小李师傅，今天又这么早？”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认得他——这一个月来，李建国几乎每天都这个时间来。
“嗯，店里事多。”李建国接过豆浆碗，在角落的小桌坐下。这是他精心挑选的观察点：既能看到街面动静，又不会太引人注目。
他慢条斯理地吃着早餐，眼睛却留意着来往行人。六点二十五分，几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匆匆走过，手里拿着公文包——是附近机关的干部。六点半，一队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排着队经过，去参加什么活动。六点四十，街面开始热闹起来，上班的、上学的、买菜的人流交织。
没有熟面孔，没有可疑的人。
六点五十分，李建国喝完最后一口豆浆，起身离开。他没有直接进校门，而是绕到工学院的后墙——这里有个不起眼的小门，平时只供后勤车辆进出，但学生也可以走。门口挂着“凭学生证出入”的牌子，看门的是个耳朵有点背的老大爷。
“王大爷早。”李建国递上学生证。
“哦，小李啊，又这么早来学习？”王大爷眯着眼看了看证件，挥手放行。
“笨鸟先飞嘛。”李建国笑笑，推车进门。
七点钟，他已经在图书馆占了靠窗的位置。这个时间图书馆刚开馆，人还很少，只有几个准备考研的高年级学生。他从书包里取出《理论力学》教材和笔记本，开始预习今天上午的课程。
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翻书的细微响动，远处隐隐传来的晨读声——这一切构成了校园特有的宁静氛围。与四合院的鸡飞狗跳、丰泽园的灶火喧腾，完全是两个世界。
八点差五分，李建国收拾东西，走向工学院教学楼。走廊里开始热闹起来，学生们抱着书本匆匆赶往各个教室，见面打招呼，讨论昨晚的作业，抱怨教授布置的任务太多。
“建国！”周卫国的大嗓门在身后响起，“你今天又第一个到教室？”
“住得近，来得早。”李建国含糊应道。他确实“住得近”——如果算直线距离的话。
上午两节大课，《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李建国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这个位置既能看清黑板，又不至于太显眼。他听课极其专注，笔记记得飞快，但从不主动举手回答问题，除非教授点名。
课间休息时，周卫国凑过来：“建国，你咋不住校啊？咱们宿舍晚上讨论问题可有意思了。”
“家里有妹妹要照顾，走不开。”李建国早已备好说辞。
“也是，你妹妹还小。”周卫国理解地点点头，“不过你也真厉害，走读还能学这么好。上回材料力学小测，你又是满分吧？”
“运气好。”李建国低头翻书，避开这个话题。
中午十一点五十，下课铃响。学生们涌向食堂，李建国却快步走向车棚。他必须在十二点半前赶到丰泽园——今天中午有桌重要客人，栾老板点名要他帮忙。
骑车穿梭在午间的街道上，他像切换了身份。书包里的大学生笔记本被小心收好，换上了厨师帽和工作服。到丰泽园后院时，正好十二点二十。
“建国你可算来了！”范师傅正在灶台前忙得满头大汗，“赶紧的，备料！今天工业部来人了，点名要你上次做的那个‘雪里藏珍’！”
“来了！”李建国应声，洗手，系围裙，戴上帽子。动作干净利落，瞬间从大学生变回了厨师。
灶火升腾，油锅滋啦，菜刀在案板上发出密集的声响。他全神贯注地处理食材，脑子里却还在回放上午课堂上讲的“齿轮啮合原理”。手上的动作凭的是肌肉记忆和多年练就的手感，而心思已经飘到了下一个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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