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务会定在周三上午九点。
消息像长了翅膀，周二就在轧钢厂传开了——技术科那个年轻的李工程师，要动三车间二号轧线的大手术。
“胡闹！简直是胡闹！”
一车间休息室里，易忠海把搪瓷茶缸重重顿在桌上，茶水溅了一桌子。围坐的七八个老师傅，都是各车间的技术骨干，年龄最小的也有四十岁。
“易师傅，您消消气。”二车间的七级锻工老赵递过烟，“年轻人嘛，想出头，正常。”
“正常？”易忠海声音拔高，“那是苏联进口的设备！图纸都不全，他李建国就敢大拆大改？停产三天？五千块钱？他以为这是小孩搭积木呢？！”
“我听说他方案做得挺细。”有人小声说。
“细顶什么用！”易忠海冷笑，“纸上画得再漂亮，到机器上不一定转得起来！咱们这些人，在车间干了一辈子，谁没见过‘理论上完美’的方案，一实施就抓瞎？”
这话引起了共鸣。老师傅们纷纷点头，七嘴八舌：
“易师傅说得对！机器这东西，就得靠经验！”
“他才多大？二十二！摸过几年机器？”
“停产三天，完不成生产任务，年底大家奖金都得受影响！”
易忠海见火候差不多了，压压手：“明天厂务会，咱们这些老家伙得说话。不是为难年轻人，是为了厂里的生产，为了大家伙的饭碗！”
“对！得说话！”
“不能由着他胡来！”
休息室里烟雾缭绕，一张张被岁月和油污刻满痕迹的脸上，写满了对“纸上谈兵”的本能抵触，和对自身经验价值可能被取代的隐隐恐惧。
同一时间，技术科办公室。
李建国正带着科里两个年轻技术员做最后的准备。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八点。
“李工，易师傅他们那边……”技术员小王欲言又止。
“听到了风声？”李建国头也不抬，正在检查润滑系统改造的受力计算。
“一车间休息室下午吵吵嚷嚷的，说要联名反对。”小王担忧地说，“易师傅是八级工，他要带头反对，厂领导也得掂量掂量。”
李建国终于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反对是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做的，是把方案做得无懈可击。”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夜色深沉，家属区的灯火星星点点。他能想象那些老师傅们聚在一起的样子——抽着廉价的烟，用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本能地抗拒任何可能动摇他们地位的变化。
这不怪他们。在1957年的中国工业体系里，老师傅的经验确实是宝贵的财富。但问题是，当经验变成固步自封的借口，当“老办法”阻碍了技术进步时，该怎么办？
“哥！”
岚韵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她提着一个布包，小脸冻得通红。
“你怎么又来了？”李建国连忙开门，“不是说了晚上冷，别往厂里跑吗？”
“黄大婶炖了鸡汤，非让我送来。”岚韵把布包放在桌上，取出一个保温桶，“她说你这些天肯定累坏了，得补补。”
鸡汤的香气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两个年轻技术员识趣地收拾东西：“李工，那我们先走了，明天会场见。”
办公室里只剩下兄妹俩。
李建国给岚韵倒了杯热水，自己打开保温桶。金黄的鸡汤上飘着油花，里面还有几块鸡肉和蘑菇。
“哥，你那个方案……很难吗？”岚韵小声问。
“技术上不难。”李建国喝了口汤，鲜美的味道让他精神一振，“难的是让人相信它能成功。”
“我相信你。”岚韵说得毫不犹豫。
李建国笑了，揉揉她的头：“快喝点热水，我送你回去。明天还要上学呢。”
送妹妹到厂门口，看着她坐上黄大婶家儿子的自行车后座，李建国才转身回办公室。
他没有继续工作，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那是他的“关系图谱”。上面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标注着厂里各派系的关键人物、利益诉求、彼此关系。
易忠海代表的是“经验派”，他们的诉求是维持现有技术秩序，巩固自身地位。
李怀德代表的是“革新派”，他要政绩，要证明自己比杨厂长更有魄力。
杨厂长……李建国在“杨卫国”三个字下面划了条线。这位老革命厂长，原则性强，重视生产，但骨子里偏向“老同志”。
明天的厂务会，是这三股力量的第一次正面碰撞。
而他李建国，就是那个被推到台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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