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先生，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叙旧的。”李建国坐直身体，语气严肃，“有些话，三年前我说得太含蓄。今天，我必须说透。”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国际环境会越来越恶劣。西方会对我们封锁，全面的封锁——技术、设备、原材料，什么都进不来。”
娄半城皱眉：“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是必然。”李建国没有正面回答，“一个新中国要崛起，西方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卡我们的脖子。而国内……”
他停了一下，选择最谨慎的措辞：“国内会有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往往会扩大化。像您这样的资本家，会成为重点目标。不是改造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
娄半城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烟灰掉在呢子大衣上，他浑然不觉。
“留下，您和您的产业，必将玉石俱焚。”李建国一字一顿，“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您那些产业，在公私合营时已经交出去了大部分。剩下这点，保不住，也没必要保。”
“那我怎么办？”娄半城终于问出了这句话，“去香港？我在香港是外来户，人生地不熟……”
“这正是我要说的。”李建国眼睛亮了，“去香港，利用您带出去的资金、您这些年积累的国际人脉，为国家做一件事——”
他身体前倾，声音压得极低，但充满力量：“为国家采购急需的物资、设备、技术图纸。”
娄半城愣住了。
“您是资本家，在香港做生意，天经地义。”李建国快速说，“西方封锁我们，但不会封锁香港——那里是英国人的地盘。您可以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弄进来。机床、精密仪器、特种钢材、化工设备……这些，都是国家工业建设的命脉。”
他盯着娄半城的眼睛：“这件事，风险很大。一旦被发现，您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但反过来想——这是您戴罪立功的机会，是您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做好了，功在千秋。”
“功在千秋……”娄半城喃喃重复，忽然笑了，笑容里满是沧桑，“建国啊，你说得轻巧。我一个资本家，为共产党做事？他们会信我吗？”
“他们不需要信您。”李建国说得很现实，“他们只需要看到结果。您把东西弄进来，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这就是最大的诚意。至于信不信任——时间会证明一切。”
他补充道：“而且，这件事您不是孤军奋战。国内会有人配合您，会给您提供需要采购的清单，会安排接收渠道。您要做的，就是发挥您的长处——做生意，搞关系，把东西买回来。”
娄半城沉默了。他抽着烟斗，烟雾在车里缭绕。窗外，又开始飘雪，雪花落在车窗上，很快融化。
良久，他问：“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两个原因。”李建国坦诚地说，“第一，我敬重您是个实业家。您在四九城三十年，创造了就业，交了税款，对国家有贡献。这样的人，不该落得悲惨下场。”
“第二呢？”
“第二，”李建国顿了顿，“因为国家需要您。未来的封锁会很严酷，我们需要每一个能帮忙的人。您有资金，有人脉，有国际视野，这是国内很多人不具备的。用好了，您一个人的作用，可能顶得上一支采购团。”
这话把娄半城抬得很高，但也说出了事实。
“建国，”娄半城终于放下了烟斗，“你跟我说实话——这些想法，是你自己的，还是……有人让你来说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
李建国想了想，决定说实话：“是我自己的。但如果您同意，我会想办法，让这个想法变成国家的计划。”
他没有说大话，没有打包票，但恰恰是这种谨慎，让娄半城更愿意相信。
“我需要时间考虑。”娄半城说。
“您没有太多时间了。”李建国摇头，“风声越来越紧。最迟明年春天，您必须走。而且走之前，要把内地所有的痕迹都清理干净——不能留任何把柄。”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这里面是具体的建议，包括哪些东西国家最急需，哪些渠道相对安全，以及……初步的联系方式。您回去看，看完烧掉。”
娄半城接过信封，很薄，但重如千钧。
“建国，”他忽然问，“你冒这么大风险来见我，就不怕被人发现，再给你扣个‘勾结资本家’的帽子？”
李建国笑了：“怕。但我更怕的是，眼睁睁看着一个能为国家做事的人，因为看不清形势而毁掉。那才是真正的损失。”
这话说得真挚。娄半城深深看了他一眼，终于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三天后，还是这里，我给你答复。”
“好。”李建国推开车门，下车前又回头，“娄先生，记住我的话——这是死中求活，也是唯一正道。”
车门关上。
黑色的伏尔加缓缓驶出小巷，消失在漫天飞雪中。
李建国站在雪地里，看着车子远去的方向，长长呼出一口气。
这一步棋，走得很险。
但如果走通了，未来十年，国家在技术封锁中最艰难的时期，就能多一条隐秘的补给线。
而娄半城，也能找到他真正的价值。
雪越下越大。
195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但有些火种，已经在冰封的土地下，悄悄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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