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接过证件看了看。照片上的人穿着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但神情严肃，确实像个军医。名字、年龄、职务都对得上。
“到了广州有人接应。”林卫东继续说，“是老爷子当年的老部下，现在广州军区后勤部。他会安排车送你去农场，并以‘军区医疗巡查’的名义让你进去。”
“农场那边会配合？”
“不配合也得配合。”林卫东冷笑，“军队系统下去巡查，地方农场不敢拦。而且……顾老的情况他们也怕，真死在那儿，将来追责起来谁都跑不了。你去了，他们反而松了口气。”
李建国明白了。这是借势，借军队的势，借农场怕担责的心理。
“治病需要时间。”他说，“至少三天。这三天我怎么留在农场？”
“巡查的名义可以待两天。”林卫东说，“第三天……就说病情复杂，需要观察。农场方面巴不得你多待几天，把责任担过去。”
计划周密，但李建国知道，实际情况一定比计划复杂。
第二天，李建国以“出差调研”为由向厂里请了一周假。林婉清帮他收拾行李时，手一直抖。
“这次……很远。”她低声说。
“嗯，广州。”李建国握住她的手，“放心，有军队掩护，比在四九城安全。”
“那么远，人生地不熟……”
“有人接应。”李建国安慰她，“而且，这次救的人很重要。二哥说，这个人将来能帮国家做大事。”
林婉清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一定。”
八月五日，清晨五点，南苑机场。
一架军绿色的运-5运输机停在跑道上。李建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提着医疗箱，在林卫东的陪同下登上飞机。
机舱里堆着一些物资，只有四个座位。除了李建国，还有两个真正的军医——是林卫东安排来打掩护的，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飞机起飞，轰鸣声震耳欲聋。李建国靠在舷窗边，看着北京城在晨曦中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下。
飞行时间六小时。中途在武汉加油，下午两点，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一下飞机，热浪扑面而来。八月的广州，温度超过三十五度，湿度极大，呼吸都感觉粘稠。
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等在停机坪，看到李建国，迎上来握手：“是李专家吧？我是赵参谋，首长让我来接您。”
车是军绿色的吉普，直接开上机场内部道路，避开普通出口。一路上，赵参谋介绍了情况。
“顾老在珠江农场三分场，离这里八十公里，路不好走。农场方面已经接到通知，会配合您的工作。但是……”他顿了顿，“农场长姓马，是个老油条，您多留个心眼。”
“顾老现在什么情况？”
“很不好。”赵参谋神色凝重，“昨天传来的消息，已经昏迷了。尿量一天不到200毫升，全身浮肿得像发面馒头。农场卫生所束手无策，这才向上报告。”
李建国心里一沉。少尿、昏迷，这是急性肾衰晚期的表现。再耽误，就是尿毒症，神仙难救。
车在颠簸的土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五点多，终于看到一片低矮的建筑群——珠江农场。
农场大门有持枪民兵站岗。赵参谋出示证件，说了几句，栏杆抬起。
车子直接开到农场卫生所——一排破旧的平房。门口围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应该就是马场长。
“欢迎欢迎！”马场长满脸堆笑地迎上来，“总后的专家辛苦了！一路奔波，要不要先休息……”
“病人在哪？”李建国打断他。
马场长一愣，随即点头哈腰：“在里屋，在里屋。您跟我来。”
卫生所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最里面的房间，一张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
李建国走近一看，心头一震。
这就是顾平章？照片上那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经济学家？
床上的人，面色青灰，双目紧闭，嘴唇干裂。面部和四肢浮肿得厉害，皮肤绷得发亮，一按一个坑。呼吸浅而快，胸廓起伏微弱。
李建国立刻放下医疗箱，开始检查。
听诊器听心音——心率120次/分，心律不齐，心音低钝。听肺——满肺湿啰音，是肺水肿的表现。量血压——90/60mmHg，偏低。
他打开便携式心电图机，接上导联。图纸吐出来：ST段压低，T波倒置，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尿量？”他问旁边的卫生员。
“昨天……200毫升左右。”卫生员是个年轻姑娘，声音发抖，“今天到现在……可能不到100。”
“用过什么药？”
“青霉素、链霉素、氨茶碱……还有利尿药，但效果不好。”
李建国心里有数了。心肾综合征晚期，合并肺水肿，随时可能心跳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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