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厂党委会议，市里来人（郑、吴）。提及‘地下医疗网络’，已引起注意。重点排查对象：中医、针灸。危险等级：中高。”
写完后，他撕下这页纸，划燃火柴烧掉。纸灰落在烟灰缸里，他用茶水浇透，搅成糊状。
这是他新养成的习惯。任何可能成为证据的文字，看完即毁。
窗外天色渐暗。李建国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走到厂门口时，他看见老王头还在修车摊前——今天他收摊特别晚。
两人目光接触的一瞬，老王头微微摇头，然后低头继续整理工具。
这是新约定的暗号：摇头表示“今日不宜联络”。
李建国心中一紧。连老王头都收到了风声，说明情况确实严峻了。
他骑上自行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东单菜市场——这是他和另一个联络点交接信息的地方。菜市场门口有个卖报纸的老太太，如果他需要传递消息，会在她那里买一份《人民日报》，并在找零时夹带纸条。
今天，老太太看见他，却摆摆手：“同志，《人民日报》卖完了，明天早点来。”
这也是暗号：停止一切联络。
李建国点点头，买了份《参考消息》，骑车离开。
夜幕降临，北京城华灯初上。李建国骑在长安街上，看着两旁昏黄的路灯，心中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座城市，他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熟悉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季节的变化。但现在，这座城市里出现了一张网——一张他亲手编织却又逐渐脱离他控制的网。
而另一张网——由权力和警惕织成的网——正在向他的网罩来。
回到家时，林婉清已经做好了晚饭。振华在写作业，振国在摇篮里咿咿呀呀。
“今天回来得有点晚。”林婉清接过他的外套。
“厂里开会。”李建国尽量让语气轻松，但林婉清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饭后，安顿好孩子们，两人在书房里低声交谈。
“专案组？”林婉清听完，眉头紧锁，“这么快……”
“也不算快，三年多了。”李建国苦笑，“我们救治了七十多人，这么多人‘奇迹般’好转，不可能永远不引起注意。”
“那个郑同志，什么来头？”
“不清楚，但肯定是专职搞调查的。”李建国说，“他说话很有策略，先谈现象，再引向结论，一步步引导大家往‘有组织的地下网络’上想。”
林婉清沉默片刻：“建国，我觉得……是时候收缩了。”
“我知道。”李建国点头，“但有些正在救治的人，不能半途而废。那个患尿毒症的老教授，如果不继续用我的药，撑不过一个月。”
“可是……”
“我有个想法。”李建国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是前两年国家推广的，几乎每家都有，“既然他们在排查‘中医、针灸’，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
林婉清眼睛一亮：“你是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李建国翻开手册，“我要在厂里，公开地、正大光明地学中医。”
第二天，李建国在技术科宣布了一个决定：他要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知识，争取成为一名“工人医生”。
“咱们轧钢厂几千号人，医疗室就两个大夫，忙不过来。”他在科务会上说，“我学了点皮毛，以后工友们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也能帮上忙。”
这个决定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正确”。大家纷纷表示支持，只有少数人心里嘀咕：李科长怎么突然对医学感兴趣了？
接下来的日子，李建国果然开始公开学习。他托人买来针灸用的针，在办公室的人体穴位图上练习；他收集各种草药标本，向厂里老工人请教土方子；他甚至利用周末，去附近的卫生院“实习”，跟着老中医出诊。
这一切，都落在有心人眼里。
四月初的一天，郑同志再次来到轧钢厂。这次他单独找了李建国谈话。
“李科长，听说你在学医？”郑同志看似随意地问。
“响应号召嘛。”李建国笑道，“咱们工人不能光搞生产，也要全面发展。学点医术，既能给自己家人看看小病，也能服务工友。”
“想法很好。”郑同志点点头，“不过，我听说李科长以前就会一些医术？”
来了。李建国心中警铃大作，表面却不动声色：“郑同志说笑了，我就是个搞机械的，哪会什么医术。以前倒是看过几本医书，但那都是纸上谈兵。”
“是吗？”郑同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可是根据我们了解，1965年夏天，轧钢厂家属区有一个孩子食物中毒，当时医疗室大夫不在，是你用针灸止住了孩子的抽搐？”
李建国心里一沉。这件事他几乎忘了，当时确实有这么回事。邻居家的孩子误食了发芽的土豆，他正好路过，用针灸做了紧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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