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李建国一边等许大茂的消息，一边继续完善网络的调整。
他编写了一本简单的医疗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常见疾病的识别和处理方法。手册里没有提到任何政治敏感的内容，纯粹是医学知识，即使被人发现，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手册的最后，他加了一句话：“医者仁心，生命至上。愿这些知识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他的信念，也是这个网络的核心理念。
手册通过三个一级节点分发下去。老掌柜拿到手册时，翻看了几页，眼眶有些湿润：“大夫，您这是……把饭碗都传出来了啊。”
“知识本来就应该分享。”李建国说，“一个人能救的人有限，但如果很多人都有基本的知识，就能救更多的人。”
“我明白了。”老掌柜郑重地把手册收好，“我会好好学，也会教给该教的人。”
与此同时，网络的去中心化改造也在进行。李建国不再直接联系二级、三级节点，而是通过一级节点传递指令和物资。信息的传递路径变得更曲折，但也更安全。
比如，西城需要一批止咳药，流程是这样的：需要的人联系修自行车的老王头（他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只知道暗号），老王头把需求告诉李建国，李建国准备好药，放在约定的地点，老王头去取，再转交给需要的人。
整个过程，需要的人不知道药从哪里来，老王头不知道药给谁，李建国不知道具体是谁需要。三方信息隔离，即使一个环节出问题，也不会牵连整个链条。
这需要高度的信任和纪律，但网络运行三年多，已经形成了这种默契。每个人都明白，保护秘密就是保护所有人。
十天后，许大茂那边有了回音。
还是电影厂仓库，许大茂递给李建国一封信：“娄晓娥的回信。你看看。”
信很厚，用的是香港的航空信封。李建国打开，里面是娄晓娥的亲笔信，字迹娟秀：
“大茂友：来信收悉。所需物品已悉知，可代为采购。但运输需谨慎，建议通过广州友人转交。我有一友人在广州外贸局工作，每月往返深港，可托其携带少量物品。具体可联系……”
信里详细说明了联系方式和交接方法，还附了一张药品报价单——价格比国内贵不少，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她答应了。”李建国说。
“答应了，而且想得挺周到。”许大茂说，“广州那边的人，你联系的时候要小心。就用信里说的暗号：说是‘娄小姐介绍来买广式点心的’。”
“明白。”李建国把信收好，“钱怎么给？”
“娄晓娥说，第一次她先垫着，东西到了你再给。”许大茂说，“她说相信你。”
李建国心里一暖。娄晓娥还是那个娄晓娥，善良，重情义。即使离开了这么多年，即使现在的处境天差地别，她还是愿意帮忙。
“替我谢谢她。”李建国说。
“你自己谢吧。”许大茂笑了，“她说，如果你有机会去香港，她请你喝茶。”
从电影厂出来，李建国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香港的药品渠道打通了，网络的救治能力将大大提高。虽然风险也增加了，但值得。
回家后，他立刻开始准备第一次采购。根据娄晓娥提供的清单和报价，他计算了需要的资金。不便宜，但还能承受——这些年来，他通过丰泽园的工作、空间出产的黑市交易，积累了不少钱。现在，这些钱有了最重要的用途。
林婉清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这些年攒下的各种票证和现金：“用这些吧。家里留点生活费就行。”
“不用全用。”李建国说，“第一次先少买点，试试渠道是否安全。”
他写了一封回信，通过许大茂转给娄晓娥，列出了第一批需要的药品：青霉素十支，硝酸甘油五瓶，氨茶碱三瓶，还有几种常用的止痛退烧药。数量不多，但都是急需的。
信里还附了钱——不是全部，是一半，剩下的一半等货到了再付。这是规矩，也是对彼此的尊重。
信寄出后，就是等待。
等待的日子里，李建国的生活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上班，下班，陪家人。技术科的工作照常进行，他主导的新型轧辊项目进入了最后测试阶段，效果很好，厂里准备报部里请功。
四合院里，贾东旭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神气得很。易忠海还是老样子，端着八级工的架子，但说话做事明显谨慎了很多。闫富贵家的闫解成终于找到了工作——在街道办的印刷厂当临时工，闫富贵见人就说“是我托李科长帮的忙”，其实李建国根本没帮忙。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但李建国知道，暗流一直在涌动。他偶尔还能感觉到那种被监视的目光，偶尔还能在胡同口看到陌生的面孔。调查组没有放弃，他们只是在等待。
而他，也在等待。等待药品的到来，等待网络的成熟，等待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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