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看着这份名单,上面有作家、画家、音乐家、学者……二十多个名字,有些他认识,有些不认识。但顾维钧的用意很明显:提前预警,让网络做好准备。
这意味着,网络的功能又要扩展了——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预警。
李建国开始思考如何建立预警机制。他想起了那些分布在各个行业的网络成员:学校老师、医院医生、工厂工人、街道干部……他们都是社会的眼睛和耳朵,能看到、听到普通人注意不到的信息。
如果能把他们的观察汇总起来,加以分析,也许就能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行动。
但这需要更严密的组织,更安全的通讯,更高效的信息处理。
四月中旬,一次突发事件验证了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那天下午,李建国正在厂里开会,忽然接到林婉清从家里打来的电话——这是紧急联络信号,除非有重大事情,否则不会在上班时间打电话。
“建国,振华的班主任刚才来家访。”林婉清的声音很紧张,“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还特别问了你平时看什么书,和什么人来往。”
李建国心里一紧:“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整天忙工作,除了技术书不看别的,来往的都是厂里的同事。”林婉清说,“但我觉得不对劲,班主任平时不管这些的。”
挂掉电话,李建国立即启动了预警机制。他通过三个一级节点发出指令:所有人提高警惕,近期减少联络,注意观察周围异常。
指令通过不同的渠道传递出去:老掌柜通过信托商店的顾客传递,老王头通过修车摊的熟客传递,粮店老赵通过买粮的街坊传递……就像石子投入湖面,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
两天后,信息开始反馈回来。
刘老师传来消息:学校最近在统计教师的社会关系,特别关注那些“有海外关系”或“有复杂社会关系”的教师家属。
医院的一位医生——他曾被李建国治好了严重的胃病——通过妻子传话:最近有陌生人在医院打听,有没有大夫私下给“有问题的人”看病。
街道办的一位干部——他是黄大婶的女婿,也算是网络的外围成员——悄悄告诉黄大婶:上面要求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控。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事实:新一轮的审查即将开始,而李建国和他的网络,可能已经被注意到了。
李建国立即做出决定:全面转入静默期。所有公开活动停止,所有药品传递暂停,所有非紧急通讯中断。网络进入“冬眠”状态,只保留最核心的几条安全线路。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但李建国知道,保护网络比什么都重要。只要网络还在,就有重启的一天;如果网络暴露了,一切就都完了。
静默期持续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李建国过得如履薄冰。每天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不接触任何可疑的人,不去任何可疑的地方。他把所有可能暴露的材料都转移到了空间里,把家里的书籍重新整理,只留下最安全的技术书和政治读物。
他甚至开始写“思想汇报”——这是那个年代常见的自我检查材料,主动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在汇报里,他大谈特谈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大谈特谈技术革新的意义,绝口不提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话题。
这种伪装是有效的。五月初,振华的班主任又来进行了一次家访,这次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他看了李建国的技术图纸,听了李建国对轧钢工艺的讲解,最后满意地离开了。
“应该没事了。”林婉清送走老师后,长舒了一口气。
“还不能放松。”李建国说,“这只是暂时过关。”
但他知道,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网络成功躲过了一次可能的打击。
五月下旬,李建国决定有限度地重启网络。但不是全面重启,而是选择性地恢复几条最安全的线路,针对最紧急的情况。
第一个得到恢复的是药品传递线——这是网络的根基,不能长期中断。但传递方式做了调整:不再通过固定地点交接,而是采用流动交接,每次地点不同,时间不同,接头暗号也不同。
第二个恢复的是信息预警线——这是网络的新功能,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建国设计了一套更安全的密码系统,用于传递预警信息。这套系统基于常见的生活用语,比如“明天有雨”代表“有风险”,“收衣服”代表“隐蔽”,“天晴了”代表“安全”。
第三个恢复的是紧急救助线——只针对生命垂危的情况。李建国指定了三个人作为紧急联络人,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每人只知道一种联络方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启用这条线。
网络的这次危机和调整,让李建国深刻认识到:这个由他一手创建的组织,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强大生命力、强大适应能力的有机体。它不仅能救人,还能预警,能互助,能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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