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1章:时间的馈赠
一九七五年的深秋,京城里的银杏树一片金黄。
李建国骑着自行车从轧钢厂回家,车轮碾过满地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个时节的风已经带着明显的寒意,但他心里却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松弛——那种紧绷了数年的弦,终于可以稍稍放松的感觉。
最严酷的时期,确实在逐渐过去。
这种感觉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迹象。厂里开会时,领导讲话的措辞温和了许多,不再张口闭口“阶级斗争”;街道上的大字报少了,新贴出来的多是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甚至在学校里,振华的老师开始强调“好好学习”,而不是整天搞运动。
当然,变化是缓慢的,细微的,但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像黑暗中的萤火,虽然微弱,却意味着光明的可能。
回到家,林婉清正在厨房做饭,三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振华已经十三岁,个子蹿得很快,正在教八岁的振国打篮球——一个简陋的竹筐钉在墙上,就是篮筐。三岁的姝姝跌跌撞撞地追着皮球,笑声清脆。
“爸爸回来了!”振国最先看见他,抱着篮球跑过来。
李建国摸摸小儿子的头,又抱起扑过来的姝姝,看着院子里温馨的景象,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时间的馈赠——一个完整的家,三个健康的孩子,一份安稳的生活。
晚饭后,孩子们做完作业睡了。李建国和林婉清坐在客厅里,泡了一壶茶。
“今天厂里传达文件了,”李建国轻声说,“要恢复技术职称评定,还要搞岗位责任制。”
林婉清眼睛一亮:“真的?那是不是说……”
“嗯,正常的生产秩序要慢慢恢复了。”李建国喝了口茶,“虽然提法还是很谨慎,但方向是好的。”
这是1975年特有的气象——整顿。虽然这个词后来又有反复,但在这个时间点上,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
“对了,”林婉清想起什么,“今天黄大婶来串门,说她女婿——就是街道办那个小王——可能要被调到区里去了。说是‘落实干部政策’,要启用一批有能力的年轻人。”
李建国点点头。黄大婶的女婿也是网络的边缘成员,当年因为胃溃疡被李建国治好,一直心存感激。他能得到重用,对网络来说也是好事。
夜深了,李建国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进入了空间。
站在医药库前,他第一次没有急着清点药品,而是走到茅屋里,打开那个锁着的箱子。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这些年来的记录:加密账本、顾维钧的文稿、网络成员的反馈信、还有他自己写下的各种思考。
他翻开加密账本,从第一页开始看起。
1966年3月,第一位救治者:沈老作家,肺炎。
1966年5月,第二位:陈工程师,心脏病。
1966年7月,第三位:音乐学院教授,手伤。
……
一页一页翻下去,一个个名字,一个个病例,一段段在暗夜里写下的记录。有些名字后面标注着“康复”,有些标注着“好转”,也有少数标注着“病故”——那是无论怎么努力也没能挽回的生命。
翻到最新一页,李建国数了数:整整八十九人。
八十九个在危难中得到救治的生命。这还不包括那些通过药品间接帮助的人,不包括那些因为网络的存在而得到其他支持的人。
他拿出纸笔,开始整理这些人的现状——这是他一直想做但没敢做的事,因为太危险。但现在,也许可以开始了。
根据零散的信息反馈,他大致梳理出:
已恢复一定自由的: 23人。包括顾维钧(经济专家)、陈工程师(机械专家)、刘教授(历史学者)、沈老作家等。这些人虽然大多没有恢复原职,但生活条件改善,有的甚至在暗中从事研究工作。
仍在困境中但情况稳定的: 41人。主要是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需要长期服药和照顾,但基本生活有保障。
下落不明的: 15人。有的被转移到了外地,有的失去了联系。
已故的: 10人。大多是救治时已经病重,或者后来因其他原因去世。
看着这些数字,李建国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张网络拯救的,不仅仅是八十九个人的生命。
沈老作家在康复后,偷偷整理了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笔记,藏在墙缝里。他曾托人带话给李建国:“只要笔记在,我的思想就在。总有一天,这些文字会见天日。”
陈工程师在干校劳动期间,用树枝在地上画图,研究农机具的改良。去年恢复自由后,他立即把这些构思整理成册,已经通过隐秘渠道送到了李建国这里。
音乐学院的那位教授,虽然手伤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演奏高难度曲目,但他开始培养年轻学生。他告诉李建国:“我弹不了琴了,但我可以教别人弹。音乐不会死,只要还有人教,还有人学。”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