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7章：定策与沟通（1979年初）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刚过，北京城还沉浸在节后的慵懒里，但李建国已经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不一样的味道。
正月十五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社论。轧钢厂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时，李建国注意到几个微妙的变化：主持会议的不再是厂革委会主任，而是重新出任厂长的老领导；讲话内容里“阶级斗争”这个词出现频率明显降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管理改革”成为高频词；散会后，几个以前靠边站的老工程师被单独留下谈话。
李建国心里清楚：风向真的变了。
但他没有急于行动。十年暗夜行医的经验告诉他，越是重要的转折，越需要沉住气。他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回家，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开始系统地整理资料。
书房里，台灯下，他摊开三本笔记。
第一本记录着这些年顾维钧寄来的经济文稿，特别是那些关于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发展外贸的思考。第二本是他在空间里写下的对未来的预判，基于前世记忆，但做了符合当前时代的调整。第三本则是他通过娄晓娥了解到的香港及海外市场信息。
三本笔记交叉对照，一个清晰的图景逐渐浮现：国家要开放，要发展，急需外汇、技术、管理经验。而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窗口，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是，怎么去？以什么身份去？去了做什么？
二月底的一个周末，李建国带着全家人去岳父家吃饭。林父已经七十多岁，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军人气度不减当年。饭后，林父照例把李建国叫到书房。
“最近厂里怎么样？”林父问，递过一支烟。
“在传达学习转移工作重点的精神。”李建国接过烟，但没有点，“厂长找我谈过话，说部里可能要组织技术考察团，去日本、西德学习先进经验。”
“好事。”林父点点头，透过烟雾看着女婿，“你有什么想法？”
李建国沉默了片刻。这是关键的时刻，他需要说出那个思考了很久的计划，但又不能太突兀。
“爸，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他斟酌着词句，“出国考察当然好，但来回一两个月，看到的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看的。真要学到东西，需要长期接触，深入交流。”
“你想长期出国？”林父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意图。
“不是出国，是去香港。”李建国终于说出了那个词。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林父慢慢抽着烟，眼神变得深邃：“香港……为什么是香港？”
李建国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不是笔记，而是他精心整理的一份提纲：
《关于利用香港特殊地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初步思考》
林父接过提纲，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越看神色越凝重，最后放下眼镜，盯着女婿：“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结合了一些老同志的思考。”李建国谨慎地说，没有提顾维钧的名字，“也参考了国外的信息。”
提纲分为四个部分：
一、香港的特殊地位：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东西方交汇点。
二、可能发挥的作用：
外汇积累窗口（贸易、金融）
技术引进通道（设备、专利、人才）
管理经验学习平台（现代企业制度）
国际市场信息前哨
三、具体设想：
以私人身份赴港，建立贸易公司
初期以轻工产品出口积累资本
中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特别是国内急需的）
长期目标：建立研发中心，培养技术人才
四、风险与对策：
政治风险（保持低调，不参与敏感活动）
经济风险（稳健经营，分散投资）
身份风险（明确为国家服务的立场）
林父看完，许久没有说话。书房里只有时钟的滴答声。
“建国，”林父终于开口，声音很低，“你知道这个想法有多大吗？”
“知道。”李建国点头，“所以我才先跟您商量。”
“你一个人去？”
“先一个人去。站稳脚跟后，视情况接婉清和孩子们过去。”李建国说，“但不能全家一起去，太显眼。而且孩子们的教育……”
“这是冒险。”林父直视着他，“香港是什么地方？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你在那里待久了，会不会……”
“爸，”李建国诚恳地说，“我在北京有妻子，有三个孩子，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我去香港，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做事。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他顿了顿，继续道：“您知道，这些年我私下里做了一些事，救了一些人，也看到了一些事。我们这个国家，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有机会追上来，需要有人去做那些别人做不了、不愿做、不敢做的事。”
林父目光锐利：“你那些‘私下里做的事’，我也略有耳闻。老陈（陈主任）跟我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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