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上海张江
建国通信芯片研发中心的无尘实验室里，李文博和团队已经连续工作了七十二小时。墙上的倒计时牌显示：距离TD-SCDMA终端芯片流片还有48小时。
“李总，基带处理器的功耗还是太高。”一位工程师指着测试数据，“比设计目标高15%。”
李文博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图，眼睛里布满血丝。这位三十二岁的麻省理工博士，回国后一头扎进芯片研发，已经瘦了十斤。
“问题出在哪里？”
“应该是时钟树设计不合理，导致开关功耗过大。”
“重新做时钟树综合，加约束条件。”李文博决断，“今晚加班，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新结果。”
“李总，您已经三天没睡了……”
“芯片流片成功，我睡三天。”李文博头也不抬。
走出实验室，他在休息区遇到了前来视察的父亲。李建国递给他一杯热咖啡：“撑得住吗？”
“还行。”李文博灌了一大口咖啡，“爸，如果这次流片失败，损失有多大？”
“钱的话，三千万。时间的话，六个月。”
“压力好大……”
“所以不能失败。”李建国看着儿子，“但你要记住，芯片研发没有百分百的成功。失败了，就分析原因，重新再来。建国集团输得起三千万，输不起的是信心。”
李文博点头：“我明白。其实技术上，我们已经解决了95%的问题，剩下的都是工程优化。”
“那就好。”李建国望向实验室方向，“你知道吗，高通最新的CDMA芯片，集成了3300万个晶体管。我们的TD芯片，设计目标是3000万。差距不大，但追赶起来，每一步都是血汗。”
“我们会追上的。”李文博握紧拳头，“三年，最多五年。”
两天后，凌晨四点。芯片终于送到晶圆厂流片。李文博和团队在工厂外等待，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祈祷。
早上八点，第一片晶圆出来。测试工程师用探针台进行初步测试，然后抬起头，对李文博竖起大拇指。
“初步功能测试通过！”
实验室爆发出欢呼。有人哭了，有人拥抱。
李文博第一时间给父亲打电话：“爸，成功了。虽然还有些小问题，但核心功能都实现了。”
电话那头，李建国沉默了几秒：“好。代我谢谢团队的每一个人。这个月奖金加倍。”
挂断电话，李建国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上海的天刚亮。
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给TD产业联盟的报告：“建国集团第一款TD-SCDMA终端芯片流片成功，性能达到设计指标的85%，功耗比预期高12%，可通过软件优化解决。预计2000年3月可小批量生产。”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然后加了一句：“建议联盟各企业加快终端研发进度，争取在2000年ITU会议前，拿出可商用的TD手机样机。芯片，我们供。”
2000年5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ITU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00）进入最后一天。这场会议将决定全球3G标准的最终格局。
中国代表团驻地酒店，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最新的消息是，欧洲和美国已经达成私下协议：WCDMA和CDMA2000都将成为国际标准，但TD-SCDMA可能被降级为“区域性标准”。
“欺人太甚！”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气得拍桌子，“他们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李世鹤脸色苍白。如果TD只是区域性标准，就意味着它不会被全球主流运营商采纳，中国的巨额投入可能血本无归。
李建国正在与京都通卫星电话：“……对，需要更高层面的外交斡旋。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
电话那头是信产部部长：“建国同志，中央已经指示驻各国使馆全力做工作。但时间太紧了，今天下午就要投票。”
“还有一个办法。”李建国说，“我们可以在大会上提出技术演示。用事实说话。”
“演示？”
“对。我们带来了TD试验系统，可以在会场外搭建临时基站，做实时演示。只要让各国代表亲眼看到TD的技术优势，就能争取中间票。”
部长沉吟：“风险很大，万一演示出问题……”
“那也比什么都不做强。”李建国决断，“我马上去安排。”
两小时后，在会议中心外的草坪上，一个简易的TD基站搭建起来。周围聚集了上百位各国代表和记者。
李世鹤亲自演示：两部TD测试手机，在基站覆盖下进行视频通话、高速下载、在线游戏。画面流畅，速度稳定。
“各位请看，”李世鹤用英语讲解，“这就是TD-SCDMA的实际表现。在同样频谱带宽下，它可以支持的用户数是WCDMA的1.4倍。”
一位非洲国家的通信部长很感兴趣：“这个系统的设备成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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