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上海张江
建国通信芯片研发中心的无尘实验室里,李文博和团队已经连续工作了七十二小时。墙上的倒计时牌显示:距离TD-SCDMA终端芯片流片还有48小时。
“李总,基带处理器的功耗还是太高。”一位工程师指着测试数据,“比设计目标高15%。”
李文博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图,眼睛里布满血丝。这位三十二岁的麻省理工博士,回国后一头扎进芯片研发,已经瘦了十斤。
“问题出在哪里?”
“应该是时钟树设计不合理,导致开关功耗过大。”
“重新做时钟树综合,加约束条件。”李文博决断,“今晚加班,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新结果。”
“李总,您已经三天没睡了……”
“芯片流片成功,我睡三天。”李文博头也不抬。
走出实验室,他在休息区遇到了前来视察的父亲。李建国递给他一杯热咖啡:“撑得住吗?”
“还行。”李文博灌了一大口咖啡,“爸,如果这次流片失败,损失有多大?”
“钱的话,三千万。时间的话,六个月。”
“压力好大……”
“所以不能失败。”李建国看着儿子,“但你要记住,芯片研发没有百分百的成功。失败了,就分析原因,重新再来。建国集团输得起三千万,输不起的是信心。”
李文博点头:“我明白。其实技术上,我们已经解决了95%的问题,剩下的都是工程优化。”
“那就好。”李建国望向实验室方向,“你知道吗,高通最新的CDMA芯片,集成了3300万个晶体管。我们的TD芯片,设计目标是3000万。差距不大,但追赶起来,每一步都是血汗。”
“我们会追上的。”李文博握紧拳头,“三年,最多五年。”
两天后,凌晨四点。芯片终于送到晶圆厂流片。李文博和团队在工厂外等待,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祈祷。
早上八点,第一片晶圆出来。测试工程师用探针台进行初步测试,然后抬起头,对李文博竖起大拇指。
“初步功能测试通过!”
实验室爆发出欢呼。有人哭了,有人拥抱。
李文博第一时间给父亲打电话:“爸,成功了。虽然还有些小问题,但核心功能都实现了。”
电话那头,李建国沉默了几秒:“好。代我谢谢团队的每一个人。这个月奖金加倍。”
挂断电话,李建国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上海的天刚亮。
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给TD产业联盟的报告:“建国集团第一款TD-SCDMA终端芯片流片成功,性能达到设计指标的85%,功耗比预期高12%,可通过软件优化解决。预计2000年3月可小批量生产。”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然后加了一句:“建议联盟各企业加快终端研发进度,争取在2000年ITU会议前,拿出可商用的TD手机样机。芯片,我们供。”
2000年5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ITU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00)进入最后一天。这场会议将决定全球3G标准的最终格局。
中国代表团驻地酒店,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最新的消息是,欧洲和美国已经达成私下协议:WCDMA和CDMA2000都将成为国际标准,但TD-SCDMA可能被降级为“区域性标准”。
“欺人太甚!”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气得拍桌子,“他们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李世鹤脸色苍白。如果TD只是区域性标准,就意味着它不会被全球主流运营商采纳,中国的巨额投入可能血本无归。
李建国正在与京都通卫星电话:“……对,需要更高层面的外交斡旋。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
电话那头是信产部部长:“建国同志,中央已经指示驻各国使馆全力做工作。但时间太紧了,今天下午就要投票。”
“还有一个办法。”李建国说,“我们可以在大会上提出技术演示。用事实说话。”
“演示?”
“对。我们带来了TD试验系统,可以在会场外搭建临时基站,做实时演示。只要让各国代表亲眼看到TD的技术优势,就能争取中间票。”
部长沉吟:“风险很大,万一演示出问题……”
“那也比什么都不做强。”李建国决断,“我马上去安排。”
两小时后,在会议中心外的草坪上,一个简易的TD基站搭建起来。周围聚集了上百位各国代表和记者。
李世鹤亲自演示:两部TD测试手机,在基站覆盖下进行视频通话、高速下载、在线游戏。画面流畅,速度稳定。
“各位请看,”李世鹤用英语讲解,“这就是TD-SCDMA的实际表现。在同样频谱带宽下,它可以支持的用户数是WCDMA的1.4倍。”
一位非洲国家的通信部长很感兴趣:“这个系统的设备成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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