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房的烛火忽明忽暗，映得崇祯帝唇边那抹浅淡的笑意，在王承恩眼中竟如惊雷般炸响。他猛地垂下头，双手攥着衣角的力道不自觉加重，指尖几乎要嵌进布料里——入宫三年，他听过太多关于“伴君如伴虎”的告诫，可从未想过，这“虎”的温和，竟比冷厉更让人心头发怵。
廊下的风卷着雪粒打在窗棂上，发出细碎的声响，王承恩的思绪却不由自主飘回入宫之初。那时魏忠贤虽已倒台，可宫里的老太监们提起这位“九千岁”，仍带着几分残存的惧意。他们说，魏公公当年如何权倾朝野，如何让百官跪拜，如何让皇子公主都要避其锋芒，可即便如此，新君登基不过三个月，一道圣旨便让这位“九千岁”自缢于凤阳皇陵，其党羽或斩或贬，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主子的心思，比寒冬的井水还深，”当时教他规矩的刘公公曾摸着花白的胡须叹气，“你看得见他熬夜批奏折，看得见他为军饷发愁，却永远猜不透他下一刻要动谁——哪怕你是近侍，说错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
王承恩偷偷抬眼，瞥见崇祯帝正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书，侧脸在烛火下显得格外冷峻。自即位以来，这位陛下似乎就没有过真正松弛的时候。天不亮便起床上朝，退朝后便扎进御书房，案上的奏折堆了一摞又一摞，常常要到后半夜才能歇息。可他越是勤政，周身的气压就越低——议事时，阁老们稍一犹豫，他眼底的猜忌便会浓上几分；处置官员时，哪怕只是牵涉到魏党边缘，他也绝不会轻饶。前几日户部尚书毕自严因军饷筹措不及，不过是在殿上多辩解了两句，便被他当庭斥责，吓得毕大人连连叩首请罪。在王承恩眼里，这位陛下就像一把紧绷的弓，时刻都在警惕，时刻都在怀疑，连一丝温情都吝啬给予。
可方才那抹笑意，却打破了这份冰冷。王承恩心里七上八下，既不敢细想这笑意背后的含义，又忍不住揣测——难道是自己递文书的动作合了陛下的心意？还是这文书里有什么让陛下宽心的消息？他越想越慌，连忙定了定神，双手将三司会审的文书再往前递了递，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陛下，您请御览。”
崇祯接过文书，指尖触到纸页上细密的墨迹，却没有立刻翻开。他靠在龙椅上，目光落在窗外飘雪的夜空，思绪却飘回了后世史书里关于袁崇焕的那些争论。
后世提起袁崇焕，总绕不开“自毁长城”四个字。无数人说，若不是他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若不是他错杀了这位能与后金抗衡的督师，大明何至于亡得那样快？他们说袁崇焕如何经营宁锦防线，如何用红衣大炮击退努尔哈赤，如何让后金铁骑不敢轻易南下，说他是大明最后的希望，是辽东的擎天柱。可只有真正站在这个时代，真正看过那些奏报，真正体会过朝堂与边疆的纠葛，崇祯才明白，这段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
袁崇焕的确有将才，这一点毋庸置疑。天启六年，他在宁远以两万兵力击退努尔哈赤的十三万大军，创下“宁远大捷”；天启七年，他又在锦州、宁远一带击退皇太极，保住了辽东的门户。可这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太倔，倔到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倔到不懂“权衡”二字的分量。
崇祯想起史书中记载的那次君臣对答。彼时原主刚除魏党，正急于重整朝纲，面对辽东每年数百万两的军饷开销，面对后金铁骑不断袭扰的困境，他问袁崇焕：“平辽需多久？”袁崇焕当时何等意气风发，掷地有声地回答：“五年，臣愿以五年为期，复全辽之地！”
那时的原主，不过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少年天子。他虽有铲除魏党的魄力，却没有足够的执政经验，更没有经历过战场的残酷。他以为只要有忠臣良将，只要有足够的军饷，便能一举平定辽东，便能让大明重回鼎盛。于是，他信了袁崇焕的话，给了他所能给的一切——兵部尚书衔、蓟辽督师之职、尚方宝剑，甚至允许他“便宜行事”，连军饷、粮草、器械都一概应允。他把辽东的安危，把大明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个许下“五年复辽”承诺的将领身上。
可崇祯心里清楚，那“五年复辽”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实现的泡影。后金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经营辽东数十年，已非昔日的部落联盟可比。他们有骁勇善战的八旗铁骑，有皇太极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有稳固的后方基地，更有对明朝朝堂的深刻洞悉。而大明呢？朝堂党争不断，军饷筹措困难，士兵士气低落，地方流民四起。要在五年内平定这样一个强敌，无异于痴人说梦。若是换作成祖朱棣，怕是当场就要治袁崇焕“欺君罔上”之罪；若是换作嘉靖帝，也定会细查其平辽方略，断不会如此轻信。可原主偏信了，偏给了袁崇焕无限的权柄，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真正让袁崇焕走向绝路的，是他擅杀毛文龙。崇祯翻开案上的另一份奏报，那是东厂关于皮岛的密探呈上来的，上面详细记载了毛文龙在皮岛的所作所为——私自征税、虚报军饷、纵容部将劫掠，甚至与后金有书信往来，隐隐有割据一方之势。这样的人，该杀吗？该。崇祯心里很清楚，毛文龙麾下的军队，早已不是大明的王师，而是他私人的武装。将领多是其族人，士兵只知有毛帅，不知有朝廷，每年耗饷数十万两，却鲜少真正牵制后金。从法理上讲，从朝廷的威严上讲，毛文龙都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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