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温体仁一面上奏请辞，说“臣孤立无援，遭谦益党羽诬陷，愿辞官以证清白”，一面又要求与毛九华、任赞化当场对质，极力否认为魏忠贤献媚之事。果然，崇祯先谴责任赞化“以秽事告君，有失言官体统”，将他降一级调往外任；后来崇祯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再次在文华殿召对时，温体仁更是巧舌如簧，将毛九华献上的诗册说成是“东林党伪造的伪证”，硬是让崇祯判定毛九华所奏不实。
经此一役，崇祯不仅没怀疑温体仁，反而更觉得他是“孤忠之臣”——攻击他的人越多，皇帝的这种印象就越牢固。连李标这位以“不党”自居的内阁首辅，都被温体仁的伪装蒙了眼，觉得他是朝堂上难得的“无党贤臣”，对他深信不疑。
此刻见李标满脸震惊，温体仁却不辩解，仿佛刚才说的“弹劾袁崇焕是我所为”只是一句寻常话。他顿了顿，忽然提起另一件事，语气平淡得像在回忆天气：“阁老还记得吗？去年冬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曾给陛下上了一道奏折，里面写着‘文龙身为边镇大帅，非臣若可以擅自诛杀者’。”
“自然记得。”李标点头，眉宇间的震惊渐渐被不解取代，“那道折子我也看过，当时陛下还在奏折上朱批‘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分明是认可了他斩帅的做法，怎么现在反倒成了罪证？”
“陛下若不这么回复，又能如何？”温体仁忽然笑了，那笑意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讥讽，还有对崇祯心思的绝对笃定。他向前走了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却字字清晰：“阁老不妨细想，蓟州大营有十万边军，关宁铁骑有三万人马，祖大寿、赵率教那些将领，哪个不是袁崇焕一手提拔起来的？哪个没受过他的恩惠？袁崇焕在军中的威望，比陛下的圣旨还管用。若陛下当时下旨斥责他‘矫诏斩帅’，你觉得袁崇焕是会乖乖奉诏进京请罪，还是会拥兵自重，抗旨不遵？”
这话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温体仁摸透了“原主崇祯”的结果。他太清楚那位皇帝的性子了：多疑、猜忌，刚愎自用，最忌恨臣子“专权拥兵”。魏忠贤专权的阴影还没从宫里散去，崇祯对“手握重兵的将领”本就多了一层防备——哪怕只是“可能抗旨”的迹象，也绝不会容忍。温体仁算准了这一点，才敢拿“拥兵”做文章——他知道，只要点出袁崇焕的兵权威胁，哪怕崇祯表面上认可袁崇焕，心里也必然会埋下怀疑的种子。这颗种子，只要再添点“通敌”的风声，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可袁督师与后金有血海深仇啊！”李标急切地辩解，声音都比刚才高了几分，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宁远大捷时，他用红衣大炮大败建奴，重伤努尔哈赤，最后让努尔哈赤不治身亡——他与皇太极有杀父之仇，与后金更是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他怎会通敌叛国？”
“阁老怎知袁崇焕不是另一个毛文龙？”温体仁反问一句，语气里满是暗示，眼神却像刀子一样盯着李标。他清楚地记得，毛文龙当年驻守皮岛，也被朝廷视为“抗金屏障”，可后来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毛文龙“浪费军饷、滥杀俘虏”，说他“每年耗银数十万两，却从未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反而杀良冒功”。当时朝廷上下很快达成共识——彼时朝廷税赋早已捉襟见肘，西北有农民起义，东北有后金入侵，处处都要用钱，毛文龙挥霍的粮草军饷，本就该用在更紧要的防线上。
他拿毛文龙比袁崇焕，就是要勾起崇祯对“将领专权浪费”的旧恨。温体仁太了解崇祯了：这位皇帝最在意的，从来不是“将领是否忠勇”，而是“皇权是否被掣肘”“国库是否被虚耗”。只要让崇祯觉得，袁崇焕和毛文龙一样，是“拥兵自重、浪费军饷”的隐患，哪怕没有确凿的通敌证据，皇帝也会对袁崇焕动杀心。
李标被这话问得哑口无言。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文龙的事就摆在眼前，袁崇焕确实手握重兵，也确实有矫诏之嫌。夜风吹过，带着宫墙深处的寒意，吹得他打了个寒颤。他看着眼前的温体仁，忽然觉得这个人变得陌生起来——那张平日里温和的脸，此刻在月光下竟透着几分阴鸷，仿佛变成了一团看不透的影子，让人不寒而栗。
可温体仁不知道，他所有的算计，都基于对“原主崇祯”的揣摩。那位多疑、重权、忌恨拥兵的皇帝，早已不在龙椅上了。此刻坐在乾清宫里批阅奏折的，是另一个心思全然不同的君王——他见过后世的史书，知道袁崇焕的冤屈，更清楚温体仁的奸猾。温体仁费尽心机布下的局，从一开始就落了空。
廊下的宫灯被风吹得摇曳，光影在两人身上忽明忽暗。李标望着乾清宫紧闭的朱漆大门，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安——他总觉得，今夜这场对话，或许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改变整个大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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