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崇祯听了温体仁的话，紧绷的下颌线稍稍松弛，脸色也缓和了几分。他微微颔首，语气却依旧带着威严：“说得好！‘天子无私事’——这嘉定伯夫人，算起来还是朕的便宜岳母，先是教子无方，纵容其子贪赃枉法、克扣军饷，如今竟还敢闯宫辱后！她莫非觉得，凭着皇后的情面，朕便不敢治她的罪？甚至……她这般行径，与‘谋反’何异！”
说到“谋反”二字时，崇祯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他猛地转向殿外，厉声喝道：“来人！传朕旨意，将嘉定伯周奎即刻带到军机处来见朕！朕倒要问问他，是怎么管束家眷的！”
“诺！”殿外的站殿将军高声应和，甲胄碰撞着发出“铿锵”的脆响，脚步声急促地远去，很快便消失在宫墙深处。
“陛下息怒！”首辅李标连忙上前，花白的胡须因急切而微微颤抖。他躬身时，腰间的玉带几乎要滑落到腰间，连忙用手扶住，语气恳切：“老臣以为，嘉定伯夫人虽有罪，却万不敢有‘谋反’之心。她许是因世子被拘，一时心急如焚，舔犊之情乱了方寸，才做出这等糊涂事，惊扰了皇后娘娘。依老臣之见，当以‘教子无方’‘大不敬’二罪定罪，予以惩戒便可，不必牵扯‘谋反’这等重罪——若真定了谋逆，恐会让天下勋贵人人自危，反倒动摇朝堂根基啊！”
李标这话，并非无的放矢。他对嘉定伯一家的贪吝自私早有不满——去年朝廷筹募边军军饷时，周奎坐拥百万家产，却一毛不拔，还是皇后私下从内帑中拿出五千两银子，悄悄送回娘家，让他做个表率，可周奎最终只捐了两千两，剩下的三千两竟全入了私囊。可作为首辅，他更需考虑朝堂稳定：眼下大明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外有后金的铁骑，正是多事之秋，若因一桩外戚闯宫案便定“谋反”重罪，难免让其他勋贵觉得陛下猜忌心重，日后谁还敢真心辅佐？
温体仁也适时上前一步，接过话头：“陛下，李首辅所言极是。嘉定伯为皇后生父，若处置过重，不仅会伤了皇后之心，也有损陛下‘仁德’之名。依臣之见，此事当‘小惩大诫’——既要正国法，让天下人知道宫闱不可擅闯、国母不可轻辱；又要全帝后情谊，不让皇后在亲眷与夫君之间为难，这才是万全之策。”
崇祯的目光落在温体仁身上，语气终于缓和了些：“哦？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小惩大诫’？既不轻纵，又不苛责，还能让朝野信服？”
温体仁躬身答道：“陛下，可依我大明律例，令其‘纳银抵罪’。所缴银两归入赃罚库，充作边军军饷或国库开支——此举既符合祖宗之法，又能一举两得：一则惩戒了嘉定伯府，二则补充了国库，更不会伤及帝后情谊，可谓是万全之策。”
他顿了顿，继续解释：“我大明律中早有明文规定，但凡罪者，除谋反、叛逆、弑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外，皆可依罪轻重纳银抵罪。这‘纳银抵罪’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渊源的——远可追溯到唐虞时期的‘金作赎刑’，《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的记载，《管子》也提过‘过罚以金’，彼时多适用于过失犯罪、轻微犯罪或有特殊身份者，带着赎刑的悲悯之意。”
“到了我大明，这一制度愈发完善。”温体仁的声音愈发沉稳，“所谓‘赃罚’，便是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科处的财产性刑罚；而‘赃罚收入’，则包括赃罚银、纳纸、罚钱、纳米等多种形式，用途也极为广泛——既可充作六部办公费用、打造军器、修筑城池，也可用于赈济灾区饥民、支付狱政管理开支，甚至皇室的部分用度与官员俸禄，都曾从赃罚收入中支取。尤其是到了近年，国库空虚，中央与地方对赃罚收入的依赖愈发严重，‘罚赎’也成了补充财政的灵活手段。”
他抬手指了指殿外的方向，补充道：“陛下想必知晓，皇城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大街，始建于正统年间，那里设有十座仓库，合称‘西什库’，分别存储不同物资——甲字库储布匹颜料，乙字库储军器，丁字库储铜铁木料，而其中的‘赃罚库’，便是专门收贮罚没官物与金银钱钞的库房。嘉定伯府若纳银抵罪，这笔银两最终便会归入赃罚库，届时可由户部统筹，尽数拨给边军，解燃眉之急。”
这话并非温体仁信口开河，而是有明一代的制度惯性。明初时，朝廷沿用元法，强制推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交易，律法中也明确规定以钞抵罪；可自正统年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宝钞贬值，用银逐渐合法化，“以钞抵罪”也慢慢演变为“以银抵罪”。到了崇祯年间，纳银抵罪早已是朝野默认的惯例，小到官员贪腐，大到勋贵失仪，只要不触及“十恶”，大多能通过缴银赎罪。
只是这制度到了后期，也滋生出不少弊端。地方官吏为中饱私囊，不断扩大“谪罚输赎”的范围，甚至出现“有钱可赎罪，无钱便问斩”的荒唐事——有时候，有没有罪、罪重罪轻，竟成了“银子说了算”。刑事案件按经济案件办，政治案件也按经济案件办，“赎罪银”渐渐成了统治阶层谋财的工具，本应用于军饷或赔偿被害人的罚银，大多流入了权贵的私囊，成了他们奢侈挥霍的资本。就像去年，应天府知府贪墨赋税，本应革职查办，却因缴了三万两赎罪银，只被降职调离，此事至今仍被百姓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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