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够。”易瑞东摇头，“存款人可以辩称是亲戚借款，茶馆见面可以说是工作交流。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刘建国收钱时的目击证人，或者，他指示王振山违规审批的直接证据。”
他沉思片刻，道：“两个方向。第一，继续深挖刘建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他西山那个表亲，还有他儿子的婚事花费。第二，对王振山再次提审，重点问清他每次给刘建国‘上供’前，是否有过明确请示或暗示，刘建国是否有过什么‘表示’。”
第五天，深夜。
对王振山的突击审讯再次开始。这一次，在强大的心理压力和部分外围证据面前，王振山的防线进一步松动。
“……第一次送钱前，我确实跟刘主任提过。”王振山低着头，声音嘶哑，“我说红星厂那边有点‘心意’，感谢领导关照。刘主任当时在看书，头也没抬，就说了一句：‘老王啊，做事要讲究，别留尾巴。’我……我就明白了。”
“后来几次呢？”
“后来就默契了。每次有事要求他，或者分钱的时候，我就让柯文礼去送。他从来不说要，也不说不要，但送了，事就能办。”
“他有没有退回过，或者表示过不要？”
“……没有。”
“他有没有通过你，或者其他人，给下面递过话，办过什么事？”
王振山沉默了许久，才艰难地说：“有……他小儿子去年想进市里的重点中学，分数差一点。他……他让我找教育局的一个关系，打了个招呼。这事，我没敢记在任何地方。”
“那个关系叫什么？在教育局什么职位？”
“叫李为民，教育局中教科的……”
走出审讯室，易瑞东心情沉重。刘建国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一个深谙官场规则，善于隐蔽自己，通过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和暗示来操控牟利，同时用“讲究”“不留尾巴”来保护自己的“聪明人”。
这种“聪明”，比明目张胆的贪婪更可怕，也更难查。
第七天，西山。
老陈和老王扮作收购山货的贩子，接近了刘建国的表亲——刘老栓。这个干瘦的老头，起初戒备心很强。但老陈是河北人，一口家乡话拉近了距离，又递上两盒好烟，老头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我那个大侄子，是出息了，在城里当大官哩！”刘老栓吸着烟，满脸红光，“逢年过节都让人捎东西来，钱，粮食，还有这收音机！你看，上海牌的，金贵着呢！”
“您这侄子真孝顺，叫啥名啊？在城里干啥大官？”老陈顺着话问。
“叫建国，刘建国！好像在什么……计划委员会？对，计划委员会，当主任哩！”
“哟，那可是大领导！他对您可真不错，这得花不少钱吧？”
“那是！”刘老栓得意道，“去年我房子漏雨，他二话不说，让人送了三百块钱来，让我翻修！三百块啊！我种一年地也挣不来！”
三百块……易瑞东看着老陈带回来的记录，眉头紧锁。刘建国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一百五，他哪来这么多“闲钱”接济远房穷亲戚？
第十天，晚上碰头会。
所有线索摊在桌上，像一幅逐渐拼凑完整的拼图。
经济上：妻子秘密账户的异常存款；接济表亲的大额现金；儿子婚事的超标陪嫁。
职权上：违规审批导致国家物资流失；为儿子入学打招呼。
人事上：与案件关键人物柯文礼的上级吴启明秘密会面。
以及，王振山供述中，那些充满暗示的对话。
证据链正在形成，但仍然缺乏那“临门一脚”——刘建国直接收受现金的目击证据，或者他明确指示犯罪的书面或录音证据。
“科长，要不要对吴启明采取措施？”小刘问。
“不急。”易瑞东摇头，“动吴启明，很可能打草惊蛇。我们现在要的，是刘建国直接涉案的铁证。”
他走到窗前，望着夜色。兵马司胡同十七号，就在那个方向。那扇朱漆大门后，那个看似清廉简朴的副主任，此刻在做什么？是在书房里批阅文件，还是在暗自庆幸自己手段高明？
“明天，”易瑞东转过身，目光坚定，“我亲自去会会这位刘副主任。”
“科长，您去？这太冒险了！没有合适理由，他那种人精，肯定会起疑！”
“理由，我已经想好了。”易瑞东拿起一份文件——是红星轧钢厂请求协助完善物资管理制度的报告，“我去汇报工作，请教领导。顺便……看看他家的‘风水’。”
众人面面相觑，但看到易瑞东不容置疑的眼神，都点了点头。
第十一天，上午九点，市计委大楼。
易瑞东穿着笔挺的警服，提着公文包，走进这座庄严肃穆的苏式建筑。他向前台通报了姓名和来意，很快，秘书将他引到了三楼东侧的副主任办公室。
门开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从办公桌后抬起头，露出温和而标准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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