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老工业区振兴方案的“动态修订”初战告捷，虽未形成正式文件，但其引发的思维震荡在规划部内部持续发酵。高晋倡导的“数据驱动的动态规划”理念，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与一个具体区域、一系列尖锐问题联系在了一起。部分年轻、思维活跃的司处级干部眼中燃起了光芒，他们看到了打破陈规、让规划真正“活”起来的可能。然而，水面下的暗流也开始涌动。
质疑的声音，从最初的委婉变得具体。
一天下午，主管政策法规的副部长刘启明踱步走进了高晋的办公室。刘副部长年近五旬，在部内资历深厚，以严谨甚至有些保守着称。他坐下后，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切入了主题。
“高部长，东部振兴的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启发了思路。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近来部里也有一些议论，认为我们过于强调技术的‘器’，而可能忽略了规划本身的‘道’。”
高晋为他斟了杯茶，不动声色：“刘部长，请详细说说。”
“规划，尤其是国家层面的规划，核心是战略定力，是前瞻布局。它建立在严谨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和宏观判断之上。数据固然重要，但终究是过去的痕迹和当下的切片。”刘启明斟酌着词句，“如果过于强调根据实时数据‘动态调整’，是否会陷入短期主义的陷阱？是否会因为追逐市场热点或局部反馈，而动摇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的长期战略方向？比如，如果因为一时数据下滑，就轻易调整既定的产业布局或重大基础设施投入，会不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高晋认真听完，点了点头：“刘部长，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想澄清一点，我们强调的动态，不是朝令夕改，不是放弃战略定力。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战略定力建立在更加坚实、更富弹性的基础上。”
他起身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坐标图。“我们过去的规划，更像是一条预设的、笔直的航线。而我认为，未来的规划应该是一张‘星图’。”他在坐标图上点出几个散点，然后用流畅的曲线连接起来，“星图有明确的终极目标——比如北斗七星，方向是确定的。但在航行过程中，船长需要根据实际的风向、洋流、暗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反馈’，不断微调航向，甚至发现通往目标的新路径。动态规划，不是改变北斗七星的位置，而是优化我们抵达那里的航线和效率，规避风险，抓住机遇。”
他回到座位，目光诚恳：“您担心的短期主义，正是我们要用更全面的数据模型和更长时序的数据跟踪来规避的。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能够区分‘噪声’与‘趋势’的智能系统。规划部的权威，不应来自于规划的僵化不变，而应来自于其无与伦比的科学性和适应性。”
刘启明沉吟片刻，脸上看不出是赞同还是反对：“星图的比喻很新颖。但落实到操作层面，难度巨大。评估标准是什么？调整的阈值如何设定？由哪个机构、按何种程序来决策？这涉及到职责权限、甚至规章制度的调整，牵涉甚广啊。”
“所以我们需要试点，需要建立新的流程和工具。”高晋接过话头，“我正想和您商量，我们是否可以启动一个内部项目，暂定名为‘国家规划动态评估与辅助决策系统’，或者说，‘星图’系统。先从一两个重点领域，比如新型基础设施布局或重点产业集群培育入手，尝试构建模型，明确调整机制。”
刘启明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说：“想法很大胆。需要详细论证，尤其是法理层面的依据。政策法规司可以参与研究。”
送走刘副部长，高晋知道，这只是第一波正式的、来自内部的阻力。刘副部长代表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和对既定规则的维护。说服他，不仅仅需要理念，更需要可见的、可控的实践成果和严谨的制度设计。
与此同时，外部的影响也开始显现。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内部参考资料，刊登了一位资深经济学家的文章，标题颇为醒目：《警惕规划科学主义倾向——论数据在宏观治理中的有限性》。文章虽未点名，但字里行间批评了那种认为依靠数据挖掘和算法模型就能解决复杂发展问题的“技术万能论”，强调宏观规划的人文价值、战略视野和“模糊决策”的艺术性。
高晋读到这篇文章时，只是微微一笑。他让秘书将文章复印给各司局负责人，并在下一次部务会议上特意留出时间讨论。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高晋开场出乎一些人意料，“它提醒我们，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规划最终是为人服务的，需要价值引领和人文关怀。我们的‘星图’系统，不是要用冷冰冰的数据取代决策者的智慧和担当，而是要为这种智慧和担当提供更强大的‘望远镜’和‘雷达’，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感知得更敏锐。我们要避免的，正是那种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模糊’，以及罔顾现实、路径依赖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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