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办”协调组建的专家律师团迅速行动。国内顶尖的国际贸易法和知识产权律师联手，一方面准备应诉材料，另一方面，开始调查这家“专利运营公司”的背景和资金流向，寻找其可能存在的滥用程序、甚至受竞争对手指使的证据。同时，“复兴办”通过外交和商务渠道，向美方传达中方对滥用337调查程序、损害正常科技贸易的关切。
高晋在滨州酒店房间里同步参与关键决策。他指示：“法律战要坚决打，但也要开辟‘第二战场’。加快推动我们之前议定的‘涉外法律风险支援平台’落地，首批就重点服务华芯这样的案例。另外，组织国内主流媒体和智库，从维护全球创新生态健康的角度，发表系列评论，揭露‘专利流氓’的商业模式及其危害，争取国际业界和舆论的理解。”
一周后，一篇由国内知名知识产权学者撰写的深度分析文章，同时在中英文权威媒体刊发。文章以华芯案例为引，系统剖析了某些NPE（非专利实施实体）滥用国际诉讼程序，对全球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创新链造成的威胁，呼吁各国监管机构完善规则，遏制恶意诉讼。文章在国际业界引起不小反响，几家跨国科技公司的法务负责人私下表示有类似遭遇，认为这是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陈宇团队的博物馆AR项目，在磕磕绊绊中迎来了第一个小里程碑。他们为博物馆设计的“古墓探秘”AR解谜游戏，在周末亲子活动中首次试运行。孩子们手持平板电脑，在展厅里寻找虚拟线索，与AR重现的历史人物互动，解锁文物背后的故事。现场笑声不断，孩子们玩得入迷，连家长都津津有味地参与其中。
博物馆馆长非常满意，不仅当即决定正式采购这套系统，还主动提出与陈宇团队签订长期内容更新协议，并推荐给本地文旅协会的其他会员单位。周明牵线的“文化数字化”试点支持也正式批复，提供了一笔小额资助和宣传资源。
“虽然项目金额不大，但口碑和方向出来了。”陈宇在给团队的邮件里写道，“我们似乎找到了那个‘小火慢炖’的感觉。下一步，围绕这个博物馆IP，开发系列线上衍生内容，甚至考虑与出版社合作出AR互动绘本。把‘根’扎深一点。”
然而，喜悦没持续两天，坏消息传来。那家曾“借鉴”他们古镇创意的公司，不知从何渠道得知了博物馆项目的成功，竟然快速复制了一个类似框架，报价比陈宇团队低30%，正在接触本地另一家纪念馆。
“阴魂不散！”团队里年轻的设计师气得摔了鼠标。
陈宇反而冷静下来：“这说明我们的方向有价值，但也说明模式门槛还不够高。光有深度的内容设计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快建立技术上的微创新壁垒，或者构建更紧密的客户服务生态。”他召集技术骨干，“把我们正在开发的基于边缘计算的轻量化AR渲染引擎加快，哪怕比对手快半步，体验好一点，客户也能感知到差异。另外，服务上，我们要推出‘内容持续运营套餐’，把一次性的项目合作，变成长期的陪伴式服务，增加客户黏性。”
国家实验室人才评价改革的《若干意见》初稿，在跨部门小组内引发了激烈讨论。科技部门倾向于更激进的改革，希望赋予创新联合体更大的自主评价权；教育部门则强调高校学术评价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担心造成人才评价的“双轨制”甚至混乱；人社部门关注政策与现有职称体系的衔接可行性。
会议开了三次，分歧依然明显。高晋听取了小组汇报后，决定亲自召集一次小范围的高级别协调会。他没有在会议室进行，而是将会议地点定在了国家实验室的一家合作企业——一家正在攻关工业软件“卡脖子”技术的公司。
会议开始前，高晋先请与会者参观企业的研发中心。他们看到，来自高校、国家实验室和企业的工程师混编成项目组，在布满代码和图纸的开放式空间里协作。一位年轻博士指着屏幕上的算法模型介绍：“这个模块的基础理论来自实验室张教授的团队，工程化实现是我们企业做的，中间遇到的关键难题，是和王教授带的硕士生一起熬夜攻克的。但年底考核，张教授要看论文，王教授的学生要毕业，我们企业要看产品进度……有时候，真觉得精力被撕扯。”
参观完毕，回到简朴的会议室。高晋开门见山：“各位刚才都看到了，也听到了。我们讨论的文件，不是纸上谈兵，它关系到这些一线创新者能否心无旁骛地合作，关系到国家战略任务能否高效完成。各部门的关切都有道理，但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比如，不颠覆现有体系，但开辟‘特殊通道’：对于深度参与国家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并做出经平台认定之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其贡献可作为重要指标，在原有评价体系中获得‘加权’或‘等效认定’。同时，推动试点单位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贡献互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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