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合流”的涟漪尚未平复，一股新的、自上而下的关注力，如同探照灯一般，开始扫过这些原本分散在各自轨道上的实践。最初察觉到这变化的，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涛研究员。
他的课题组那份关于“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化发展路径”的报告，连同内部简报中提及的“工业区劳动力转型微观案例构想”，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被送到了某个更高层级政策研究机构的案头。不久后，陈涛接到通知，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数字经济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小范围专家座谈会，会议要求他重点准备“传统产业工人数字技能转型的基层实践探索与启示”方面的发言。
“我有点意外，”陈涛在会前特意打电话给高晋，“我们的研究还在初步阶段，‘共生社’那个想法更是刚萌芽。现在被拿到这个层面的会上讨论，不知道是福是祸。”他担心，过早的、形式化的关注，可能会让尚未成熟的探索被拔高、被简化，甚至被贴上不合时宜的标签，失去其自然生长的土壤和灵活调整的空间。
高晋理解陈涛的担忧。系统自上而下的目光，往往带有强大的定义、分类和推广的冲动。这种冲动在推动规模化方面有效率，但也可能碾碎那些依赖于具体情境、微妙互动和试错过程的“韧性实践”。他建议陈涛，在发言中务必强调案例的“探索性”、“情境特殊性”以及“多元主体协作的初步性”，避免给出笼统的“可复制模式”结论。
几乎与此同时，华芯内部也感受到了微妙的变化。李明所在的战略部接到集团高层转来的“研究参考”，内容是关于“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若干政策动向解读。其中，特别标注了涉及“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和“构建开放协作产业生态”的段落。随之而来的，是高层在内部会议上，更频繁地引用华芯在标准组织中的“议题联盟”策略作为正面案例，并要求战略部“系统总结经验，思考如何进一步扩大成果，服务于集团和国家战略”。
“压力更大了。”李明私下对高晋坦言，“以前我们是‘探路’，有一定自由度。现在成了‘典型’，一举一动都被放在放大镜下看，容错空间变小。上面希望我们快速拿出可复制的‘打法’，但国际生态的信任构建和议题博弈，哪有那么简单清晰的‘打法’？很多时候靠的是耐心、分寸感和对时机的把握。我现在担心，为了满足‘总结经验’的要求，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把复杂的动态过程，简化成几条生硬的‘策略原则’，反而束缚了后续灵活应对的手脚。”
甚至“共生社”张玥那边，也隐约感受到了来自系统不同层级目光的注视。区里的劳动保障部门主动联系他们，询问那个“新型技工培训”设想的进展，表示“市里对稳就业、促转型有新的考核导向，你们这个点很有特色，可以好好挖掘一下”。话语间既有支持，也隐含了期待——期待他们能尽快拿出一个像样的、可供汇报的“工作亮点”。
张玥的心情复杂。官方的关注带来了潜在的资源和支持可能性，这是他们长期渴望的。但同时，这种关注伴随着明确或不明确的期望：希望看到可量化的成效（培训了多少人，就业率多少），希望过程“规范”、“可控”，希望经验能“总结提炼”。这与“共生社”以往那种基于信任、缓慢扎根、注重过程质量甚至允许“失败”的草根工作节奏，存在着内在的张力。
“我感觉，好像突然有人递过来一个现成的剧本，希望我们按这个演一出‘成功转型’的戏。”张玥在月度线上交流时，对转型研究院项目组的成员们说，“剧本的大纲可能是好的，但细节、台词、演员的临场发挥，都被预设了。我们原本是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和工友们一起即兴创作，虽然艰难，但每个反应都是真实的。现在……我们得小心，别为了演好这场被期待的戏，丢了即兴创作的能力和与工友的真实连接。”
三个案例，不约而同地遭遇了来自“系统”的关注。这种关注，既是认可，也是压力；既是资源输入的可能，也是自主性被规训的风险。它像一道强光，照亮了这些实践，但也可能让那些处于阴影中的、脆弱的、不完美的但可能至关重要的部分——比如试错、争议、缓慢的关系建构——无所遁形，甚至被急于求成的目光视为“不效率”而试图剔除。
高晋和项目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新出现的、共通的挑战。他们意识到，这或许是“韧性实践”生命周期中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关键节点：当自下而上的、边缘或局部的创新探索，开始显露出某种价值或潜力，从而吸引到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注意力和资源时，实践者如何应对？如何在获取支持的同时，尽可能守护自身实践的“韧性内核”——包括其价值澄清能力、界面协商的灵活性、以及基于具体情境的转化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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