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六月下旬，北京的天空湛蓝如洗。
我们一行六人——我、陈健添、郑钧、高军、以及两位负责宣传和行政的同事（许巍、王斐没去），登上了飞往香港、再转机台北的航班。
飞机穿越云层时，我望着舷窗外绵延的云海，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
这是第二次飞往台北，第一次还是在1995年的Channel [V] 华语榜中榜，从今年开始，华语榜中榜就改到内地颁奖了。
紧张吗？坐在旁边的陈健添轻声问道，他今天特意穿了一套崭新的西装。
更多的是期待。我如实回答，目光仍停留在窗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对岸的音乐生态。
高军从前座回过头来，递过来一份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最新整理的台湾媒体资料，还有我们准备好的应答要点。落地后会有三场预定的媒体采访，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重点都放在音乐交流上。
我接过文件夹，认真翻阅起来。里面不仅包括台湾主要媒体的背景资料，还有对可能遇到的问题的预判和应对建议。高军的准备工作一如既往地细致周到。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飞机平稳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一出机舱，湿润温暖的海岛空气扑面而来，与北京干燥的气候形成鲜明对比。
在接机口，我们看到了举着欢迎红星生产社和星海文化牌子的接待人员，旁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候的媒体记者。
田浩彣先生，欢迎来到台湾！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记者率先发问，作为最年轻的金曲奖入围者，您现在的心情如何？
我停下脚步，微笑着回答：很感谢金曲奖评委的认可，也很高兴能来到台湾。这里的音乐氛围一直让我很向往。
闪光灯不停闪烁，记者们的问题接踵而至：
您对台湾音乐有什么了解？
《远方》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您觉得内地和台湾的音乐环境有什么不同？
我始终保持温和有礼的态度，将话题聚焦在音乐本身：我很喜欢李宗盛老师、罗大佑老师的作品，他们的音乐给了我很多启发。《远方》的创作源于对生命力的感悟。至于音乐环境，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其特色，重要的是用音乐传递真挚的情感。
在前往酒店的路上，接待我们的王先生热情地介绍着沿途的风景。他是本地一家唱片公司的负责人，这次受邀协助我们安排行程。
田先生可能不知道，您的《远方》在台湾的校园里很受欢迎。王先生说，很多学生都会弹唱这首歌。
这个消息让我颇感意外，也让我对这次台湾之行增添了更多信心。
抵达酒店后，我们稍作休整，就开始了第一个媒体采访。这是一家以深度报道着称的音乐杂志，记者的问题相当专业。
我们注意到您的作品风格很多元，《远方》《蓝莲花》充满禅意，《心太软》《忘记你我做不到》又是经典情歌路线。您是如何在不同风格间自如切换的？
音乐的本质是情感的表达。我认真思考后回答，不同的情感需要不同的音乐语言来表达。重要的是保持创作的真诚，而不是被风格所限制。
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记者对我的创作理念表现出浓厚兴趣。结束时，她真诚地说：您的音乐让我看到了华语音乐新的可能性，期待您在金曲奖上的表现。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场媒体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了解台湾音乐产业的发展现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音乐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产业链相当完整，从创作、制作到宣传推广都有成熟的体系。
在一次电视节目录制间隙，我遇到了几位台湾本地的音乐人。他们对我这个内地音乐神童充满好奇，但也保持着专业音乐人的尊重。
你的和声运用很大胆，一位留着长发的制作人说，特别是在《忘记你我做不到》的副歌部分，那种转调方式很特别。
我们很快聊起了音乐制作的话题。我发现，尽管成长环境不同，但大家对好音乐的追求是相通的。这种专业层面的交流，让我收获颇丰。
然而，媒体应对并非总是顺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了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有人认为内地音乐人获得金曲奖提名是一种政治表态，您怎么看？
现场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高军想要出面打断，但我用眼神制止了他。
音乐不应该被赋予太多音乐之外的含义。我平静地回答，金曲奖评选的是音乐作品本身，我相信评委们是基于专业考量做出的选择。对我来说，音乐是沟通的桥梁，而不是隔阂的围墙。
这个回答赢得了在场多数记者的认同。事后，高军私下对我说：刚才那个问题处理得很好。在台湾做媒体应对，确实需要格外注意分寸。
除了正式场合，我也留意观察着台湾普通民众的音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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