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两日，厘清了诸多纷繁混杂，渐渐回归原有的节奏。
练完舞蹈，一身清爽。晚八点，陈健添家书房。
与香港的时尚精致、与Jive会面的商务氛围截然不同，陈健添的书房弥漫着一种老派音乐人的沉静气息。
满墙的唱片封面，从黑胶到卡带再到CD，像一部无声的华语流行音乐史。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张经典的红底黑字封面，王菲早期还叫王靖雯时的青涩模样，Beyond乐队四人并排的剪影，还有无数我叫不出名字的专辑，它们层层叠叠，在昏黄的壁灯下泛着时光的包浆。
空气中漂浮着普洱茶的陈香和淡淡的雪茄烟味。
那些味道似乎已经浸入书架的木纹、沙发的绒布、甚至墙上每一张唱片的纸套里，成为这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相对坐在舒适的旧沙发里，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功夫茶具。
陈健添正娴熟地洗茶、冲泡，动作不疾不徐，手腕翻转间，热水注入壶中，蒸汽袅袅升起。
他今年四十二岁了，在柔和的灯光下，那些岁月刻下的皱纹反而赋予他一种沉静的威严。
“尝尝这个，朋友送的勐海老茶头，有些年头了。”他将一小杯橙红透亮的茶汤推到我面前。
我双手接过，细嗅，然后小口啜饮。浓郁的陈香瞬间充满口腔，带着独特的药香和甘甜，滑过喉咙后，舌根泛起持久的回甘。
“好茶，很醇厚。”我放下杯子，“汤色透亮，口感饱满，至少存了十年。”
陈健添抬眼看了我一下，嘴角微扬：“去趟香港回来，又懂茶了？”
“哈哈，略知皮毛。以前看书学的。”
“看书能学出这样的品鉴力，不容易。”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靠在沙发背上，点燃一支雪茄。
火柴划燃的瞬间，橘黄的火光照亮他半边脸，随即暗下去，只剩雪茄头一点暗红的光，“浩彣，昨天同那个David谈得怎么样？”
开门见山。这就是陈健添的风格——省去不必要的寒暄，直指核心。
我大致汇报了会谈的情况，重点提到了我提出的“战略合作伙伴”而非单纯“歌曲供应商”的构想，以及晚上带大卫去看郑钧演出的插曲。
陈健添听得仔细，不时点头，雪茄的烟雾在他面前缭绕。
当听到大卫最后态度的转变时，他吐出一口烟圈，笑了笑：“这个大卫是聪明人，识货。带他去看现场演出，这招行得通。做音乐这行，说到底都是要靠作品、靠现场说话。你跟他讲再多数据、前景，都不如让他亲身感受一下这里的‘气’和‘力’。”
他用了“气”和“力”这两个字，很精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气韵生动”，音乐亦然。那不是技术参数可以量化的东西，是一种整体的、流动的生命感。
“是啊，陈叔。我也是这么想。”我放下茶杯，“不过，经过这次接触，我越发觉得，我们之前的一些模式，可能需要变一变了。”
“哦？怎么变法？”陈健添目光锐利地看过来，雪茄停在半空。
书房里安静下来。远处隐约传来胡同里自行车经过的铃铛声，更衬得室内一片沉寂。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走得清晰可闻。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敏感。陈健添从发掘Beyond到捧红王菲，再到一手创办红星生产社，他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艺人培养体系——公司投入资源制作、包装、推广，艺人按合约分成。这是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主流模式，也是红星成功的基石。
但现在，时代在变。
“比如，像郑钧这样成熟的音乐人，他最近不是想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吗？”我试探着问。
我知道郑钧这个想法在红星内部有一定争议；而我又是那个促进者。
陈健添的眉头微微皱起：是，他跟我提过，我也没反对。他深吸一口雪茄，缓缓吐出烟雾：“但，浩彣，不是我思想保守。你想想，每个大牌点的歌手都想要独立工作室，要自主权，要分成大头。那我们公司做什么？制作、宣传、渠道，哪样不是公司的资源？如果大家都分散搞，一盘散沙那样，怎么同国际大公司竞争？”
这是典型的传统唱片公司思维，担心失控，担心资源稀释。我完全理解他的顾虑——红星不是慈善机构，它需要盈利，需要掌控力，需要对投入有回报的保障。
但理解不等于认同。
“陈叔，我明白您的担心。”我身体前倾，语气诚恳，“但我觉得，郑钧他们的诉求，未必是要脱离公司，而是希望有更大的创作主导权和经营灵活性。传统的‘雇佣制’，确实能集中资源办大事，但也可能束缚顶尖创作人的手脚。”
我顿了顿，观察他的表情。陈健添没有打断，只是静静听着，雪茄的烟雾在他面前缓缓升腾，像一层薄纱，让他的表情有些模糊。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我继续道，“把公司从一个‘管理者’，转变为一个‘平台方’和‘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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