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28日，深夜，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
“声带小结，伴随轻微出血。”医生指着喉镜屏幕上的影像，语气严肃，“田先生，你必须休声至少两周。如果再这样高强度用嗓，可能会导致永久性损伤。”
诊室里的白炽灯冰冷刺眼。我坐在检查椅上，喉咙里还残留着麻药带来的麻木感。屏幕上，我的声带像两片充血的红肉，边缘有微小突起——那是连续一个月每天录音六小时留下的痕迹。
“两周不行。”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我下个月要录完专辑最后三首歌。”
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你是歌手，应该知道声带对歌手意味着什么。你现在才十五岁，如果留下永久损伤，这辈子可能都唱不了高音了。”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时间不等人。
纳斯达克指数昨天收盘报4789.21点，距离历史最高点越来越近。我们的期权浮亏已经超过250万美元，保证金比例岌岌可危。高军三天前又找我谈过一次，声音都在抖：“浩彣，再不止损，公司真要垮了。”
IFPI的律师函堆在办公室桌上，厚得像砖头。赵振团队已经连续熬了七个通宵研究应对方案，但法律层面的胜算依然渺茫。
张汝京上周从上海发来邮件，说厂房土地手续终于批下来了，但设备采购谈判遇到阻力——美国供应商突然要求提高预付款比例，理由是“中国市场风险增加”。
还有武汉。刘大虎虽然暂时没动静，但加盟网吧里开始流传谣言，说我们的系统“有后门”“会盗取用户数据”。王工查了IP，源头指向武汉本地的一个服务器。
所有线都在绷紧。
而我，坐在这间诊室里，被告知要休声两周。
“医生，”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工作，同时保护声带？”
医生看了我很久，叹了口气：“你是我见过最不要命的病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写处方，“第一，每天说话不超过两小时，用气声，禁止喊叫。第二，早晚各做一次雾化治疗。第三，绝对禁止饮酒、辛辣、过冷过热食物。第四……”他顿了顿，“每天保证六小时睡眠。这条最重要。”
我接过处方单。上面的字迹工整清晰，像某种判决书。
“能坚持吗？”医生问。
“能。”
“你最好能。”他站起身，拉开诊室的窗帘。窗外是北京深夜的街道，零星的车灯划过，“年轻人，我见过太多歌手，年轻时透支身体，三十岁就倒嗓了。艺术是长跑，不是百米冲刺。”
我点点头，没说话。
走出医院时，已经凌晨一点。二月底的北京，夜风依然刺骨。我裹紧外套，在路边拦车。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王工发来的消息：“田总，推荐算法伦理小组吵起来了，张工坚持要加入‘用户行为全记录’功能，说这样才能提高准确率。李工反对，说这是侵犯隐私。两人在会议室拍桌子了。”
我打字回复：“我马上到公司。让所有人等着。”
发送。
出租车里，司机在听午夜广播。财经频道的主持人用亢奋的声音播报：“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再创新高，科技股继续领跑！分析师预测，三月初有望突破5000点大关！互联网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我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黄金时代。泡沫之巅。
我知道，这座山就要塌了。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人——我的团队、我的合作伙伴、甚至我的竞争对手——继续往山顶爬，继续往这场狂欢里投入更多筹码。
这种知道结局却无法言说的孤独，比重生前一眼到头的等死，更让人窒息。
公司会议室，凌晨一点半。
推开门时，烟雾缭绕。张工和李工面对面坐着，两人面前都堆着烟头。王工坐在中间，一脸疲惫。其他七八个技术骨干围在旁边，表情各异。
“田总。”所有人站起来。
我摆摆手，走到白板前，拿起笔：“两个问题。第一，推荐算法现在的准确率多少？第二，全记录功能到底记录什么？”
张工先开口：“准确率68%，但如果我们记录用户的完整听歌行为——包括单曲循环次数、快进跳过片段、单曲停留时长——我有把握提到75%以上。75%是什么概念？用户会觉得这个系统懂他。”
李工立刻反驳：“但我们要记录的是：用户什么时候听歌、听多久、在什么设备上听、甚至可能通过麦克风权限收集环境声音。这是赤裸裸的侵犯隐私！”
“我们可以加密！”
“加密有什么用？数据在我们服务器上！如果哪天我们被黑客攻击，或者……迫于压力交给政府，用户怎么办？”
“你太理想主义了！做互联网产品，数据就是石油！没有数据，我们做什么个性化推荐？靠猜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