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二月的汴渠，河冰初解。
清晨的寒气还凝在枯黄的芦苇秆上，河面漂浮着细碎的冰凌，在初升的日头下闪着碎银子般的光。岸边纤道上，几百名赤膊的漕丁正将最后几根碗口粗的缆绳套在肩上，黝黑的脊背在冷风中冒着白气。
“起——船——喽——”
老把头王三站在堤坝高处，扯开沙哑的喉咙吼出一声号子。那声音像破锣，却有着某种穿透力，瞬间压过了河水的哗哗声。
“嘿——哟！”漕丁们齐声应和。
沉重的漕船缓缓离开码头。这是一艘新造的“汴”字号官船，长十五丈，宽三丈，满载着淮南道的稻米、江南道的丝绸，还有汴梁一带新铸的铜钱。船首插着户部漕运司的杏黄旗，在料峭春风中猎猎作响。
船板上，押运小吏李诚紧了紧身上的棉袍，手里攥着厚厚一沓清单。他不过二十五六岁年纪，去年刚通过吏部铨选，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押运漕粮进京。
“李大人，舱里都查验过了，三千石白米，五百匹绢，三万贯钱，数目都对。”一个四十来岁的漕丁头目走过来禀报，脸上带着讨好的笑，“这趟风顺的话，二十天就能到洛阳。”
李诚点点头，目光扫过岸边那些拉纤的汉子。他们弓着身，赤脚踩在还带着冰碴的泥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动，嘴里呼出的白气连成一片。
“孙把头，”李诚叫住那漕丁头目，“按新章程，这一路弟兄们的伙食……”
“大人放心！”孙把头咧开嘴，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每顿都有白面馍，三天一顿肉，菜管够！朝廷今年拨的漕运饷银足足的，弟兄们都说，比去年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这话倒是不假。开元四年秋，户部重新核定了漕丁待遇：每人每月饷银从一贯二百文涨到一贯八百文，另加“辛苦钱”三百文；口粮从每日一斤糙米改为精米一斤半；沿途设有“漕站”，提供热水热饭，还可凭腰牌免费抓药看病。
政策一出，往年开春后总有几个漕丁托病不来的情形，今年反倒多出两成人手。有些原本在码头上打零工的汉子，也挤破了头想挤进漕运队伍。
“开闸——放船——”
前方传来吆喝声。汴渠第一道闸门缓缓开启，浑浊的河水涌入闸室，漕船在水位抬升中稳稳前行。过了闸，河道渐宽，两岸的纤道也平整了些，纤夫们的脚步明显轻快起来。
孙把头站在船头，清清嗓子，领起一支漕工号子：
“太阳那个出来——哟嘿！”
“照四方——哟嘿！”众丁应和。
“漕船那个满载——哟嘿！”
“奔洛阳——哟嘿！”
粗犷的号子在河面上回荡。这号子没有文人诗词的雅致，却是漕丁们用血肉筋骨磨出来的调子。每一句的起伏，都对应着拉纤的发力节奏；每一声呐喊，都压着脚下艰难的步伐。
李诚听着，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他出身寒门，父亲是县里的小吏，从小见过太多底层百姓的艰辛。开元初年，皇帝推行新政，他凭苦读考中明经，又通过吏部考核，才得了这份差事。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嘱：“漕运乃国家命脉，你年轻，要多看多学，体恤下情。”
“大人，进舱喝口热茶吧。”孙把头殷勤地端来粗陶碗。
李诚接过，茶是普通的陈茶梗子，但滚烫。他抿了一口，问道：“孙把头在漕上干了多少年了？”
“十八年喽。”孙把头在船帮上坐下，摸出烟袋，“俺十六岁就上船，从拉纤做起，后来跟船，再后来当把头。这汴渠上每一处浅滩、每一道弯，都刻在俺心里哩。”
“这些年变化大吗？”
“大！太大了！”孙把头眼睛亮起来，“就说这船——早年都是平底木船，载不了多少货，还老搁浅。现在这些‘汴’字号，都是格物院设计的，底深舱宽，吃水稳。再说这河道——开元二年起，工部年年疏浚，险滩炸平了，弯道取直了，水闸也换成新式的双门闸，过闸快了一倍不止！”
他说得兴起，烟也不抽了：“最要紧的还是人。以前漕丁是苦役，官府征发，不给钱粮，路上死了病了，扔河里了事。现在呢？饷银足额发，病了有药，死了有抚恤——去年老赵头在徐州段得了急病，漕站的郎中连夜救治，捡回条命，朝廷还给了二两银子养病钱。这事儿传开，大伙儿干活的劲头能不足吗？”
李诚点点头，翻开随身携带的《漕运新章》。这是开元四年冬刚颁布的法规，对漕运的组织、调度、待遇、奖惩都有详细规定。其中有一条让他印象颇深：“凡漕丁因公伤亡，恤其家小，子女可入州县义学。”
正说话间，船已行至徐州段。这段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山崖陡立，纤道变成了在石壁上凿出的栈道。
“小心了！”孙把头站起身，朝岸上喊道，“前面是老虎口，都打起精神！”
号子声变了调子，从刚才的平缓变得急促高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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