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后的那个周末，生意忽然就好了起来。
好得让人措手不及。
好像整条街的人忽然同时发现，街角多了个便宜又干净的小理发店。
早晨八点开门，门口就有人等着了。
九点以后，客人络绎不绝，我和金秀几乎没有坐下休息的时间。
录音机里的邓丽君早就被我们关掉了——太吵，听不清客人说话。
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的剪刀声、推子声、吹风机声，还有客人们的聊天声、笑声。
“姑娘，给我剪短点，利索。”
“刘海修一下，挡眼睛了。”
“能烫头吗？就那种小卷。”
“我孙子满月，给推个小光头。”
我们像两个上了发条的陀螺，不停地转。
洗头的水池几乎没有干过，围布换了一条又一条，地上的头发扫了一遍又一遍，很快又铺上一层。
白裙子早就收起来了。
我现在天天穿着身深蓝色裙子，胳膊沾上了洗不掉的染发剂渍，裤腿上都是细碎的发茬。
金秀的粉红衬衫也换成了耐脏的深色。
累，但是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
收钱的时候，小铁盒很快就满了。
我们不得不找个饼干盒子当第二个“金库”。
关店数钱的时间越来越长，纸币皱巴巴的，混合着硬币，堆在桌上像座小山。
开业第七天晚上，我们算总账。
金秀拿着笔记本，我数钱。
计算器按得啪啪响。
“减去成本——租金、水电、洗发膏、染发剂……”金秀念着，手指在账本上滑动，“净赚……三百四十七块五毛。”
我们俩都愣住了。
一周。
三百四十七块五。
爸爸单位，一个月工资才一百二十块。
妈妈给食堂做饭，一个月才八十。
“我们……”我声音有点抖，“我们回本了。”
不仅回本了，还赚出了下个月的租金、成本，还有盈余。
金秀盯着那些钱，眼睛亮得吓人。
她忽然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霞子！我们成了！真的成了！”
那天晚上，我们破例去吃了碗馄饨庆祝。
热腾腾的汤，飘着紫菜和虾皮，我们吃得满头大汗。回去的路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金秀挽着我的胳膊，哼着《甜蜜蜜》。
那应该是我们最像“合伙人”的时刻——共享成功的喜悦，相信未来会更好。
但裂缝已经在暗处生长。
生意越好，金秀对账目越计较。
笔记本上的记录越来越细：哪个客人是谁接待的，用了多少洗发膏，甚至谁多用了两张纸巾，她都会在旁边做个记号。
“霞子，今天你洗头打了三遍泡沫的那个大姐，其实两遍就够了。”
有一天关店时，她指着本子说，“洗发膏用得费，成本就高了。”
我正在扫地，动作停了一下：“那个大姐头发油，两遍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多搓搓嘛。”金秀合上本子，“我哥说了，小生意要精打细算。”
我没接话，继续扫地。
碎头发在扫帚下聚成一堆，灰扑扑的。
顾客开始有了偏好。
常来的几个阿姨，总会说：“霞子在吗？让霞子给我剪。”
年轻些的女孩也会指名：“上次那个尖下巴姑娘剪的刘海好看，今天还找她。”
金秀的手艺那可是杠杠的，但她这人吧，就是不太起眼，年龄比我大，看着却比我小。
也不会打扮，活脱脱一个小学徒。
慢慢地，我的“回头客”比金秀多了。
我能感觉到金秀的不高兴。
有客人指名找我时，她会把围布递给我，动作有点重。
我给人剪头发时，她能一直盯着看，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意味。
有一天下午，来了个烫头的大姐。
金秀接的，我在旁边帮忙。
上卷的时候，大姐忽然说：“对了，上次那个小姑娘——就下巴尖尖那个——给我修的发梢特别自然，今天能不能让她给我修？”
金秀的手顿住了。
“我修也一样。”
她说，声音有点硬。
“哦……行吧。”
大姐察觉到了，讪讪地说。
那天晚上算账时，金秀忽然说：“霞子，咱们得重新分账。”
我正数钱，抬头看她：“怎么分？”
“以后谁接待的客人，收入全归谁。帮忙的话，给点辛苦费就行。”
她说得很快，像早就想好了，“这样公平。不然你客人多，老是我吃亏。”
铁棚里很静。
窗外有自行车铃铛响过，叮铃铃的，远了。
“金秀姐，”我放下手里的钱，“开业前咱们说好的，不管谁接待，收入都平分。”
这些客人能来，是因为咱们店开在这儿，不是因为某一个人。”
“那不一样！”
金秀声音高了些，“现在谁都点名找你，我成打下手的了！”
“我出的本钱不比你少，凭什么？”
“我没有让你打下手。”
我看着她的眼睛，“每个客人我都认真剪，你也一样。生意好是咱们一起做出来的。”
“一起？”金秀冷笑一声，“那你把点名找你的客人分我一半？”
话说到这儿，就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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