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密报是第三天夜里到的。
凌锋把火漆封口的竹筒递给我时，脸色不太好看：“周朔传回来的。他说王佥宪在苏州被人堵在粮仓门口了。”
我拆开密报，一目十行。情况比预想的棘手。
王石到了南京，跟海瑞、赵贞吉对账，确实对出了猫腻。漕粮损耗高出一成，原因根本不是河道或仓储，而是粮商在“换兑”环节做了手脚。
把好粮换成陈粮，差价装进自己口袋，再把账面做成“运河水损”。
证据链都摸到了，就差临门一脚，然后被堵住了。
堵他的不是刀，是状子。
苏州府一夜之间冒出来三十七份联名状，控告王石“以查案之名，行勒索之实”。说他在苏州期间，收受某粮商贿赂，意图诬陷良民。
状子写得有鼻子有眼：某年某月某日，王石在某酒楼与某粮商密会；次日，该粮商仓库“被查抄”，账本“被收缴”。
时间、地点、人物，对得上。
当然，全是假的。
但假到这份上，就有了三分真。
王石在密报最后写道：
“瑾瑜，对手布局已久。我入苏州之日，陷阱已设。眼下不宜硬冲，容我寻其破绽。子坚顿首。”
我把密报烧了。
凌锋小心翼翼地问：“大人，王佥宪那边……”
“暂时不动。”我说，“让他继续查账，状子的事我来处理。”
“可那状子……”
“状子写得越真，越怕人查。”我顿了顿，“写状子的人，最怕的不是被揭穿，是被认真对待。”
凌锋没太听懂，但知道我有主意了。
其实我并没有。
我只知道，现在不能慌。高拱那套“敲山震虎”还没出结果，江南那边就反手把山推回来了。
这不是巧合。是早就等着我们。
我需要一个破局的人。
一个不怕得罪人、不怕被骂、甚至越骂越兴奋的人。
然后我想到了刘锦之。
第二天大朝会，刘锦之又出列了。
这次弹劾的不是衣冠不整，是右副都御史何永昌“奏事时左脚先出班列，有违朝仪”。
满朝文武：“……”
何永昌脸都绿了：“刘御史！左脚右脚有何区别？！”
刘锦之面无表情，从袖中掏出一本蓝皮小册，翻到某页，朗声道：
“《大明会典·礼部·仪制》卷四十三第七页第三行：‘凡朝参，百官出班奏事，须先迈右足，违者夺俸半月。’”
他合上小册，补了一句：“何大人若觉得《会典》写错了，可以上疏请修。在修之前，还请按规矩迈脚。”
何永昌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散朝后，我没走，特意在金水桥边“偶遇”了刘锦之。
他见到我，神色复杂。自从我把他发配到纠仪御史的冷板凳上，他就没给过我一个好脸。
“李总宪有何指教？”语气硬邦邦的。
“没什么。”我跟他并肩往前走，“今天那本《会典》背得挺熟。”
他脚步一顿，警惕地看着我。
“刘御史，”我说，“听说你在国子监时，修过三年的《大明会典·礼部卷》？”
他沉默了一下：“……是。”
“所以你不是临时翻的。你是真记得，左脚右脚的区别。”
他没说话。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刘景行，你这个人，轴，认死理，不会看人脸色，得罪了满朝文武还不自知。”
他的脸沉下去。
“但你不蠢。”我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是为了找茬而找茬，你是真的认为，礼法是礼法，规矩是规矩，再小的规矩，也得有人守着。”他愣住了。
“这个位置，我没给错人。”我说完，抬脚就走。
“李总宪。”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他站在原地，那身洗得发白的御史袍被风吹得微微鼓起。
然后他说：
“江南那三十七份状子……下官听说了。”
我一怔。
他顿了顿，像是在跟自己较劲，然后艰涩地、一字一句地挤出话来：
“诬告。手法很糙。能查。”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近乎固执的坦然：
“下官祖籍江西，可自祖父起，便移籍应天。江南的米，养了下官二十年。”
他深吸一口气：
“正因如此，下官才容不得有人往这锅米里掺沙子。”
说完，他转身走了，腰板依旧挺得笔直。
我站在金水桥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午门的阴影里。
这个克星。
我好像一直没看透他。
下午，文华殿。
太子今天的箭术比上次稳多了。三箭，两箭上靶。
王墨在旁边夸得真情实感：“殿下再有半年，臣就教不了您了。”
太子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然后扭头看我：“李先生，您今天好像有心事？”
我一愣。
“殿下看出来了？”我在他旁边蹲下身，跟他平视。
“嗯。”太子点点头，“您平时笑的时候眼角会弯，今天没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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