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那番推心置腹的“教诲”，如同投入唐建科心湖的一颗石子，虽然激起了层层波澜，但最终，湖面还是逐渐恢复了平静。只是，这平静之下，沉淀下的不是认同与妥协，而是更加清醒的认知和更加坚定的疏离。
唐建科没有与王海涛争辩，也没有在行为上立刻表现出任何激烈的反抗。他依旧按时上下班，依旧接电话、发报纸、跑腿打杂。在王海涛和李德全看来，这个年轻人似乎真的“听进去了”，变得更加“沉稳”和“懂事”了。那种初来时隐约可见的锐气，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外壳包裹了起来，不再轻易显露。
然而，在这层外壳之下，唐建科的内心世界却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坚守。他像是一个潜入敌营的哨兵，表面上遵循着这里的规则，但眼睛始终在观察，头脑始终在思考，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同化。王海涛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哲学，非但没有成为他的行事准则，反而成了一个反向的路标——凡是王海涛极力避免的“事”，他反而要更加认真地去对待。
机会，很快就以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方式出现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李德全从局领导那里开完会回来，脸色不太好看。他夹着笔记本，皱着眉头走进办公室，习惯性地扫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了唐建科身上。
“小唐，”李德全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下个星期，市局要求报一份关于近期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要汇报，主要是应付检查，走个形式。内容不用太复杂，把咱们之前搞过的几项活动，比如升旗仪式、主题班会之类的，简单汇总一下，写个三五百字的情况说明就行。”
他说着，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会议记录纸，上面潦草地记着几个要点。“这是开会记的要求，你参照一下。相关的文件资料在档案柜第二格，自己去翻翻。下周一早上给我就行，不着急。”
这种任务，是办公室最典型、也最不被重视的“文字活儿”。所谓的简报，往往就是东拼西凑一些陈年旧账，换个时间地点，套上最新的公文格式，敷衍了事地交上去，根本不会有人认真看。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应付上级的检查，表示“我们做了这项工作”。
按照王海涛的哲学，这简直是实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的绝佳机会。花个把小时，从旧文件里扒拉出几段话，修修改改，凑够字数，就能轻松交差，皆大欢喜。
李德全交代完，也没指望唐建科能提出什么问题，径直走回了自己的小隔间。王海涛正捧着茶杯看报纸，听到任务内容，连头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那意思很明显：这种破事，随便弄弄就得了。
唐建科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只有寥寥几个词：“思政简报”、“近期工作”、“主要做法”、“三五百字”。他平静地点点头：“好的，李股长，我尽快弄。”
他没有丝毫的轻视或敷衍。相反，他的心里隐隐有一丝波动。这虽然是一项形式大于内容的任务，但毕竟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份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字工作。它不再是纯粹的机械劳动，而是需要动笔，需要组织语言的。
他走到档案柜前，打开第二格。里面堆满了各种过期文件、总结报告，散发着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他耐心地翻找着，找到了近一两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份零星总结和通知。内容果然大同小异，无非是“领导重视”、“精心组织”、“形式多样”、“效果显着”之类的套话，很多活动内容和数据，明显是重复使用，甚至直接照搬几年前的材料。
如果只是完成任务，他完全可以从这些陈年老醋里勾兑出一份“新”的简报，不费吹灰之力。
但唐建科没有这么做。
他拿着那几份旧材料回到座位，仔细地阅读起来。他不是在寻找可以抄袭的段落，而是在试图理解这项工作的实际内容和流程。他发现，这些官样文章写得浮皮潦草，根本看不出具体做了什么，怎么做的，遇到了什么问题，取得了什么真实的效果。所有的叙述都笼罩在一层模糊而正确的面纱之下。
合上旧材料，唐建科陷入了沉思。三五百字的简报，确实写不出什么花儿来。但如果只是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那这份简报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难道自己的工作，就是从一篇废话复制粘贴到另一篇废话吗？
一种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他想起王海涛的话：“随便写个数交给上面就行了，又没人真看这个。” 难道自己也要变成这样，成为一个生产文字垃圾的机器？
不，绝不。
哪怕这份简报最终的命运是被塞进档案袋，无人问津，他也要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他要写的，是一份至少在自己看来，是真实、清晰、有内容的简报。这不仅仅是为了交差，更是对自己专业能力和负责态度的一次锤炼和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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