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县委办公楼，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唐建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冰冷的玻璃映出他略显苍白的脸，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如同暗夜里灼灼的星辰。
周斌电话里传来的信息，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他原本焦灼的心湖，激起的却不是涟漪，而是汹涌的浪潮。线索找到了，而且是指向一个可能藏有关键证据的“老地方”——城北废弃农机站的仓库。这进展快得甚至让他有一丝不真实感。
然而，惊喜过后，是更加沉重的压力。周斌最后那个问题，如同重锤敲在他的心上：“是就此打住，把线索交给警方？还是我们再想办法往前探一步？”
交给警方，是最正规、最稳妥的途径。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公开化了。赵建国秘书长的家人卷入经济纠纷，甚至可能是诈骗案的消息，很可能就会随着警方的调查程序不胫而走。在这个小县城，这无异于一场官场地震，会对赵建国的声誉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些平日里就心存芥蒂的同僚或对手，会如何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唐建科不敢深想。
可是，如果不交给警方，凭他们几个人，又能“探”到什么地步？私自调查、甚至接触可能的犯罪窝点，这其中的风险和法律的边界又在哪里？万一打草惊蛇，让郝仁那伙人彻底闻风而逃，或者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这个责任，别说他唐建科，就是周斌乃至他背后的关系，恐怕都担待不起。
进退维谷。
唐建科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冲动是魔鬼，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能慌，不能乱。赵秘书长将这件事托付给他，是对他能力和性情的绝对信任，他必须拿出一个万全之策，至少，是一个风险可控、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他转身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将外界的寂静与内心的波澜一起锁在这方寸之地。他没有立刻给赵建国打电话，而是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摊开笔记本，拿起笔。
他需要思考，需要将眼前这团乱麻，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工作的习惯告诉他，越是复杂棘手的问题，越要回归本质，用理性和逻辑去破解。
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轻响，这是他思维流淌的声音。
第一步，定性。 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是简单的合同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
他回想从赵建国那里听到的细节：郝仁等人虚构“高科技农业项目”，以次充好，用廉价的普通物资冒充高端设备，骗取高额投资款，得手后迅速失联，注销公司。这完全符合《刑法》中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
不是纠纷，是诈骗！是犯罪行为！
想到这里，唐建科的精神一振。定性为刑事案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受害方不仅是赵建国家人，更是国家法律所要保护的对象。打击犯罪，是正义之举，这首先在道义上就占据了制高点。他们接下来的任何行动，只要是为了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就具备了充分的正当性。
第二步，目标。 他们现阶段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最理想的目标，当然是人赃并获，将郝仁、王强一伙一网打尽，追回全部被骗款项。但这显然难度极大，对方是流窜作案的惯犯，警惕性极高，随时可能跑路。
那么，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目标是什么？唐建科笔尖顿住，沉思片刻，写下：
固定证据： 想方设法，确认仓库位置，并设法获取仓库内可能存在的关键证据（如假冒产品、账本、通讯录等）。这是后续一切行动的基础，也是迫使对方就范的王牌。
施加压力： 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对郝仁等人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迫使其不敢轻易跑路，甚至主动联系寻求“解决”。
追回损失： 最终目的，是尽可能为秘书长家人挽回经济损失。只要钱能追回来，事情的性质就从不光彩的“被骗”，转变为“成功维权”，对赵建国声誉的负面影响就能降到最低。
目标明确了，行动就有了方向。一切都要围绕“证据”和“追赃”这两个核心展开。
第三步，路径。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有哪些可能的路径，各自的利弊如何？
唐建科在纸上画出了两条清晰的路径图：
路径A：正式报案，借助公权力。
操作： 立即将所有线索（包括司机提供的信息）整理成书面材料，由赵建国家人作为受害人，正式向北河市公安局报案。
优势： 程序正当，合法合规。一旦立案，警方可动用侦查手段（如调取监控、技术侦查、布控、搜查等），力度大，效率可能更高。成功破案后，追赃也名正言顺。
风险/弊端：
信息公开风险： 报案记录需要录入系统，立案后会有相应的法律文书。很难保证消息绝对不泄露。赵建国作为县委领导，其家人卷入诈骗案，极易成为舆论焦点，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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