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势已非吴下阿蒙： “永历僭号，非复昔日流寇可比。其监国朱常沅，虽年少，然颇有权谋，能得人心；其将李元胤、焦琏等，皆百战宿将，用兵老辣；今又据有江宁、苏松财赋重地，如虎添翼。我军新败，士气低迷，切不可轻视。”
当前战略应为固守待机： “臣冒死直谏，此刻绝非大举南下决战之时机！我军兵力分散，粮饷不继，强行征调，恐激起民变。当务之急，应稳固现有防线：北固黄河，西守潼关，南保湖广。尤其湖广，乃天下腹心，万不可有失！臣在前线，必竭尽全力，固守荆襄，阻其西进。”
建议采取“持久战”与“政治分化”： “与其浪战求速胜，不若以静制动。利用北方地利，深沟高垒，疲惫敌军。同时，遣能言善辩之士，潜入江南，离间其君臣，招诱其将帅。朱明内部，派系林立，岂无隙可乘？可许以高官厚禄，使其内乱。待其弊生，我再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之，事半功倍。”
强烈反对现行暴政： “圈地、投充、严剃发等事，臣闻之痛心！此乃驱民资敌之举！江南之失，前车之鉴不远！恳请摄政王暂缓严令，与民休息，挽回天下汉人之心，此乃平定南疆之根本也！”
这封奏疏，可谓字字泣血，句句良言，精准地指出了清廷的战略失误和潜在危机，也提出了相对稳妥的应对之策。
然而，奏疏送到北京，呈于多尔衮案头时，却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激起了摄政王的暴怒。
此刻的多尔衮，正被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江南惨败的耻辱感折磨得心烦意乱，极度渴望用一场辉煌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的正确。洪承畴这番“固守”、“持久”的论调，在他听来，简直是怯懦、保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尤其是洪承畴对“圈地”、“剃发”等政策的批评，更是触动了多尔衮敏感的神经，认为这是汉官在挑战他的权威，在为汉人张目！
“洪承畴老矣！胆气尽失！”多尔衮在武英殿内，将奏疏重重摔在地上，对心腹大臣刚林、祁充格等人怒道，“只会说什么固守、持久！若依他之言，我大清颜面何存？江南亿万钱粮，岂不永资敌寇？他洪亨九（洪承畴字）坐守湖广，拥兵自重，莫非有异心否？”
刚林等人揣摩上意，趁机进谗言：“摄政王明鉴！洪承畴乃汉人，其心难测。如今一味强调困难，阻挠王师南下，恐非忠臣之道。当此用人之际，更需摄政王乾纲独断！”
于是，多尔衮断然否决了洪承畴的建议。他不但没有采纳“固守待机”之策，反而下了一道更加严厉的诏书：
严词申饬洪承畴“畏敌如虎”、“阻挠大计”，责令其“恪尽职守，稳固湖广，若有何闪失，定斩不饶！”
强令洪承畴必须在湖广方向采取积极攻势，至少需出兵牵制永历军，策应多铎主力南下，不得消极避战。
对“圈地”、“剃发”等政策，不但不予放宽，反而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违令者，官员革职，百姓处死。
这道诏书送到长沙，洪承畴阅后，仰天长叹，老泪纵横。他深知，多尔衮已刚愎自用到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清廷这艘大船，正被狂怒的舵手驾驶着，冲向惊涛骇浪中的暗礁。但他身为降臣，处境微妙，又能如何？只能一边上表谢罪，表示遵旨，一边在湖广战场上，更加小心翼翼，唯恐一步踏错，便万劫不复。清廷最后一位能统筹全局的帅才，就这样被猜忌和昏聩的决策束缚住了手脚。战略上的最后一丝理性，被权力和傲慢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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