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下午三时，总督府的书房里弥漫着雪茄和焦虑混合的气味。博布里科夫伯爵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望着窗外总督府花园里盛开的丁香。花是紫色的，成簇成团，在六月的阳光下开得热烈而招摇，像在嘲笑室内的沉闷。
书房里坐着三个人。伊格纳季耶夫议员脸色发白，手里的雪茄已经燃尽，但他没察觉，还在机械地吸着，直到烫了手指才猛地扔掉。瓦西里耶夫教授坐在沙发里，膝盖上摊着笔记本，但眼睛盯着地毯上的花纹，像在数那些复杂的几何图案。第三个人是舒瓦洛夫伯爵派来的特使，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瘦高男人，穿着深色便服，没有自我介绍，只递上一封盖着第三厅火漆的信。博布里科夫看了信，脸色更难看了。
“所以，”博布里科夫终于转身，声音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曼纳海姆那个毛头小子，在议会里公开质疑皇帝陛下的最高权力。而你们，就坐在那里听着，毫无办法？”
伊格纳季耶夫擦了擦额头的汗：“总督阁下，他……他很狡猾。没有直接反对，而是提出修正案，说是为了‘完善法案’。如果我们断然拒绝，会显得……蛮横。旁听席上有记者，有外国领事馆的人，传出去对帝国形象不利。”
“形象？”博布里科夫走到书桌前，用力一拍桌子，震得墨水瓶跳了起来，“帝国要的是服从，不是形象！圣彼得堡的命令很清楚：必须通过《效忠法案》，不加任何修改，不给任何解释空间。皇帝陛下要的，是芬兰人明确的、无条件的效忠宣誓，不是讨价还价的生意！”
瓦西里耶夫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总督阁下，从技术角度看，曼纳海姆的修正案确实……有些道理。比如要求皇帝否决芬兰法律时说明理由，这在法律程序上是常见的。如果我们完全拒绝，可能会让芬兰法律界产生更大抵触，反而影响法案的实际执行。”
“瓦西里耶夫教授，”博布里科夫盯着他，眼神像刀子，“你是帝国派来的专家，不是芬兰人的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镍钢技术的完整移交，不是在这里讨论法律程序。镍钢的事怎么样了？”
教授脸色一僵：“第九炉钢……性能不稳定。我们怀疑芬兰人在关键数据上做了手脚，但他们解释是原料问题。第十炉钢我们全程监督，但结果还要等化验。我估计，他们确实保留了核心参数。”
“看，这就是妥协的结果！”博布里科夫转向伊格纳季耶夫，“你们在议会里让步，他们在工厂里耍花样。你们在法案上讨价还价，他们在技术上藏私。芬兰人就是这样，你给他一寸，他要一尺；你给他一点尊重，他要全部尊严。对付他们，只有一条路：强硬，再强硬，直到他们明白，除了服从，没有第二条路。”
一直沉默的第三厅特使开口了，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伯爵阁下说得对。圣彼得堡的意思很明确：芬兰的自治已经到头了。柏林会议后，帝国在欧洲的地位需要巩固，波罗的海必须成为帝国的内湖。芬兰作为波罗的海门户，必须彻底掌控。特别税是经济控制，海关监察处是贸易控制，镍钢技术是工业控制，效忠法案是政治控制。四管齐下，才能把芬兰牢牢锁在帝国的轨道上。”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递给博布里科夫：“这是舒瓦洛夫伯爵的建议。如果议会里的反对声太大，可以用‘非常手段’。比如，宣布休会，由总督颁布临时法令，直接实施法案核心条款。或者，找理由逮捕几个最活跃的反对派议员，震慑其他人。彼得主任的例子在那里，效果不错。”
博布里科夫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他的手指在纸张边缘摩挲，眉头紧锁。作为总督，他当然有权采取强硬措施，但后果也需要考虑。芬兰不是波兰，不是高加索，这里的人更温和，但也更固执。高压可能引起反弹，甚至激起更广泛的抵抗。而且瑞典、德国、英国都在看着，如果做得太露骨，国际舆论会不利。
“逮捕议员……暂时不考虑。”博布里科夫最终说，“但休会是个办法。如果下午的辩论继续失控，我可以宣布休会，然后以‘议会陷入僵局，影响治理’为由，颁布临时法令。等风头过去，再重开议会，到时候木已成舟，他们只能接受。”
他看向伊格纳季耶夫：“你在议会里的任务，是确保法案在‘合理辩论’后通过。给你的人施压，那些中间派，摇摆的，用利益，用威胁，用一切手段，让他们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的票数不是简单多数，是压倒性多数，让反对声显得微不足道。”
伊格纳季耶夫点头，但表情艰难：“总督阁下，科尔霍宁今天发出了辞职威胁。如果他真的辞职，会引起实业界震动，很多中间派会倒向反对派。我们需要……给他点甜头。”
“甜头？”
“比如，在法案通过后，任命他为某种荣誉职务，或者承诺在关税问题上给予他的企业优惠。他是个老人，看重身后名，也看重家族产业。如果能安抚他，其他人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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