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我终于开口，“您今天找我，不只是为了讨论我的专栏吧？”
顾慎之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镜片后的眼睛看着我，目光平静，却有种不容回避的锐利。
“陆小姐，”他说，“我想和你合作。”
“合作？”
“合作开一个新的专栏。”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打印整齐的计划书，推到我面前，“专栏暂定名《市井经济学》，每周一期，在《新闻报》生活版连载。内容——用普通人的视角，解剖上海各行各业的‘生意经’，揭示那些看不见的商业链条，告诉读者他们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又该怎么花得更明白。”
我翻开计划书。
目录列得很详细：第一季主题“衣·食·住·行”，分别剖析服装、餐饮、租房、交通四个领域。每个主题下面又有细分——服装篇计划写四期：第一期讲面料供应链，第二期讲成衣定价，第三期讲裁缝店的经营门道，第四期……讲女性消费者如何聪明花钱。
计划书的最后一页，是合作方式：
“顾慎之负责数据收集与行业分析；陆依萍负责实地采写与专栏撰写；署名并列；稿费五五分成。”
我抬起头：“《新闻报》生活版？那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是。”顾慎之说，“我和他们的副刊编辑有些交情。这个专栏的思路，他们很感兴趣。”
“可是……”我看着他，“以您的资历和学识，完全可以自己开这个专栏。为什么要找我合作？”
顾慎之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他今天做了好几次。
“三个原因。”他说，“第一，我需要一个女性视角。这个专栏的目标读者包括大量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而我自己——显然，无法真正理解一个女人在裁缝店讨价还价时的全部心理。”
“第二，”他顿了顿，“你的文笔和洞察力，我欣赏。那篇《红妆·不夜天》证明了你擅长把握情绪和节奏，《母亲的陪嫁》则证明了你能够将个人经验转化为普遍共鸣。”
“第三呢？”
顾慎之沉默了几秒。煤气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晃动，眼镜片上反射着跳跃的火苗。
“第三，”他的声音更低了，“因为这个专栏……可能会触动一些人。”
我心头微紧。
“揭露行业的‘门道’，就是在掀一些人的底牌。”顾慎之说，“面料商、批发商、二房东、车行老板……还有那些靠信息不透明赚钱的中间商。文章发出去，可能会有人找上门，可能会有人施压，甚至可能……会有麻烦。”
他看着我：“我一个人，没关系。但如果有一个合作者，我需要确保她——足够清醒，足够坚定，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我盯着他镜片后的眼睛。
那里面没有试探，没有算计，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坦诚。
“顾先生，”我说，“您是在提醒我风险，还是在考验我的胆量？”
“都有。”他回答得很干脆，“陆小姐，我知道你需要钱，需要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这个专栏能给你这些——稿费不会低，署名能让你快速建立专业声誉，《新闻报》的读者群覆盖全上海，包括许多你未来可能需要打交道的人。”
他身体微微前倾：“但我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余地。你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在某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引起波澜。”
窗外，雨声似乎密了些。
我拿起那份计划书，又仔细看了一遍。那些冷静的分析，那些扎实的数据，那些隐藏在日常消费背后的、关于权力和规则的故事。
然后我想起了傅文佩——她在四马路旧书铺前驻足的模样。想起了方瑜——她说“咱们要搞钱”时眼里的光。想起了我自己——在暴雨夜撕碎日记时，心里那个近乎嘶吼的声音：
这辈子，我要活得明明白白。
“顾先生，”我放下计划书，“分成比例，我要改。”
顾慎之挑眉。
“六四。”我说，“我六，你四。”
“理由？”
“专栏的核心内容——实地走访、人物访谈、故事叙述——这些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工作，主要由我来做。您提供数据和分析框架，这很重要，但最后让文章‘活起来’的，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我看着他的眼睛，“而且，我需要这笔钱——开旗袍店，开书店，养家。您看起来……并不缺钱。”
顾慎之看着我，忽然笑了。
不是之前那种浅淡的、克制的笑，而是一种真正被逗乐的笑，很低，但很真实。
“陆依萍，”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你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从公文包夹层又取出一份文件，“我准备的两份合同里，有一份就是六四分成。你六，我四。”
我愣住了。
他递过来的，是一份正式的合同。条款和计划书一致，唯独分成比例那栏，清清楚楚写着：陆依萍60%，顾慎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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