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缺乏油水的四合院里，有两户人家的烟囱里，还能时不时飘出令全院人都魂牵梦绕的肉香——易中海家和刘海中家。这成了大院里公开的秘密，也是许多人暗中羡慕甚至嫉妒的焦点。
易中海家能吃上肉，根源在聋老太太。街道办对孤寡老人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聋老太太作为院里最年长、又是“光荣人家”的老人，每个月能凭着街道发的优待券，买到半斤珍贵的肥肉。这半斤肉，在平时或许不算什么，但在这时候，就是天大的福利。
而易中海，作为院里公认的“道德楷模”和“尊老典范”，早些年就认了无儿无女的聋老太太做“干妈”。这名分一定，聋老太太的很多事情自然就由他操持，那张每月半斤肉的优待券，也就顺理成章地到了易中海手里。
易中海在这方面，面子上做得无可指责。他确实保证聋老太太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回肉，或是几片肥肉熬油后剩下的油渣炒青菜，或是几小块红烧肉焖在饭里，让老太太解馋。这为他赢得了不少“孝顺”、“仁义”的名声。
但实惠，自然也落到了易中海家。那半斤肥肉，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能熬出不少猪油。熬油剩下的油渣，是无比美味的零食和炒菜的精华；而熬好的猪油，则成了易中海家接下来一段时间炒菜的唯一油腥来源。易中海和老伴也能跟着沾光，饭菜里总算能见到点油花了。
现在这肉如此金贵，易中海自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找何雨柱来帮忙烧制。一来是关系早已不如从前；二来，这么点肉自家偷偷做了吃了就好，何必再经过别人的手？万一何雨柱手艺好，老太太一高兴吃多了，或者操作过程中损耗一点，那都是不小的损失。自己家关起门来弄，量多少，油多少，心里都有数，一点都不会浪费。
另一家能见着荤腥的，就是二大爷刘海中家了。他家吃上肉的缘由，则更实际——刘海中收徒弟了。
在这年头，能进轧钢厂当学徒工已是不易，而能拜刘海中这个七级锻工为师，更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锻工车间技术含量高，体力消耗巨大，因此学徒工的工资也比其他车间要高一些，一上岗就有二十块钱。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徒弟的家里人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让刘海中能更尽心尽力地教导孩子，可谓是下了血本。不仅送来了三斤沉甸甸、五花三层的上好猪肉，更夸张的是，还拎来了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
这可把二大妈给高兴坏了！那三斤肉，省着点吃，足够他们家改善好几次伙食了。而那只活的老母鸡，更是了不得的“活资产”！意味着以后家里可能每天都能收获一个鸡蛋！这可比什么都强，鸡蛋的营养价值高，关键时刻能顶大事，而且根本不用再花钱去买（也买不到）。
于是，刘海中家的伙食水平瞬间拔高了一大截。偶尔飘出的炖肉香味，或者炒鸡蛋的香气，都让邻居们暗自吞咽口水，也更加巩固了刘海中“领导有方”、“能耐大”的形象。
这两家的肉味，像两面镜子，映照出大院里不同阶层在困难时期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也无声地加剧着表面平静下的羡慕与不平衡。
与院里那些想方设法搞肉食的人不同，厂长杨怀民是真的在身体力行，和全厂职工一起过这苦日子。他食堂吃的和普通工人一样，都是窝头咸菜白菜汤，回家也是清汤寡水，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特殊供应。他的朴素和自律，是全厂上下都看在眼里的，这也让他赢得了工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但他毕竟也是人，长期的压力和清苦生活也需要一点小小的宣泄口。他唯一的、极其隐秘的特殊待遇，就是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等其他领导都下班了，他会独自一人溜达到食堂后厨，找到何雨柱。
他不会要大鱼大肉，他的要求简单却透着一种深深的渴望：“柱子，没人的话，辛苦你，给我摊一张鸡蛋饼，炒一小盘花生米。哦，对，再帮我温二两二锅头。”
何雨柱会立刻行动起来。从锁好的小柜子里拿出精心保存的鸡蛋（这是杨怀民自己想办法弄来存在食堂的，数量极少），熟练地搅匀，在刷了薄薄一层油的铁鏊子上摊出一张金黄喷香、厚实柔软的鸡蛋饼。再抓一小把花生米，快速干炒至酥脆焦香。
杨怀民就坐在空旷的食堂角落里，就着那盘花生米，吃着鸡蛋饼，小口抿着辛辣的二锅头。那点油腥和酒气，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慰藉。酒精的作用下，他脸上的疲惫渐渐化开，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而充满斗志，常常会一边吃，一边不自觉地和何雨柱念叨几句厂里的困难、未来的规划，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
何雨柱每次都会刻意多摊一点鸡蛋饼边角，或者多抓一小撮花生米给自己留下。等杨怀民心满意足地离开后，他就着这点好东西，也能喝上一杯廉价的莲花白，驱散一周的疲惫，这对他而言，已是难得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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