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时光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拨快了几档。四九城的街巷,像是从一场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带着些许懵懂,却又抑制不住地透出日渐鲜活的生气。最直观的变化,是街上跑着的公交车明显多了起来,车身上蓝白或红黄相间的油漆在阳光下有些刺眼,拖着黑烟的“大通道”晃晃悠悠地穿行在尚未拓宽的马路上,售票员探出半个身子,用带着膛音的京片子吆喝着站名。自行车流也比以前更稠密了,铃声叮叮当当,汇成一片嘈杂而充满动感的背景音。
这股“鲜活”的气流,也毫无例外地灌进了大大小小的胡同,涌入了像轧钢厂职工宿舍这样的四合院里。仿佛一夜之间,院里的年轻人就“呼啦”一下冒出来许多。他们大多脸庞黝黑,带着边疆或农村的风霜痕迹,眼神里却闪烁着回到故乡的兴奋与对未来的茫然。有从内蒙古草原回来的,说话间还带着点“莜面”和“骑马”的回忆;有从山西插队归来的,言谈里少不了“煤窑”、“醋”和那些艰苦的岁月;还有几个更远,是从“北大荒”黑土地里挣扎出来的,沉默寡言,但干起活来一把子力气。
这些归来的“知青”,就像被风吹回巢的鸟儿,急切地需要落脚之处。可四合院就那么大,房子就那么多。于是,一场无声而又紧迫的“空间争夺战”悄然上演。
几乎是在眨眼之间,院里那些原本还算宽敞的边角旮旯,就被各式各样、因陋就简的建筑占据了。你家在东墙根用废旧砖头、碎瓦片搭起个低矮的“偏厦”,勉强能放张床,就成了返城大儿子的婚房;他家在西厢房外接出一截油毛毡顶的“小厨房”,既能做饭,晚上铺个板子也能睡人;前院后院,但凡有点空地,都被见缝插针地垒起了鸡窝、煤池子,或者堆放杂物的棚子。建筑材料五花八门,有从拆迁工地捡来的半截砖,有厂里废弃的木板、油毡,甚至还有用旧铁丝、麻绳勉强捆扎起来的竹竿架子。这些新添的“建筑”歪歪扭扭,高矮不一,颜色斑驳,活像给原本虽旧却整齐的四合院打上了一块块难看的补丁。
原先中院那还算开阔的空地,是开全院大会的“法定”场所。夏天摆上小马扎、小板凳,冬天大伙儿揣着手站着,总能容下全院老少。可现在,空地两边被新搭的棚子挤占得只剩一条窄道,中间也被几户人家堆放的舍不得扔的旧家具、腌菜缸子占去不少。再想开全员大会?难了。
这天下午,厂里通知要传达重要文件,三位管事大爷只好又张罗着开会。易中海背着手在院里转了一圈,眉头就皱了起来。最后,会议地点勉强选在了中院相对还空些的地方,可根本摆不下几条凳子。
于是,南锣鼓巷95号四合院有史以来最“接地气”的一次全员大会,就这样召开了。易中海、刘海中、闫阜贵三位大爷站在略微高一点的台阶上,面前黑压压一片,全是人。有上了年纪倚着墙根的,有中年汉子蹲在地上的,有妇女抱着孩子靠在自己家门槛上的,更多的是那些返城不久、无处安身的年轻人,他们或站或蹲,挤挤挨挨,脸上带着好奇、疲惫或是不耐烦的神色。小孩在人群缝隙里钻来钻去,被大人低声呵斥。
刘海中拿着厂里发的文件,提高了嗓门念着,胖脸上冒出了汗珠。他的声音在拥挤的空间里显得有些闷,需要不断重复才能让后排的人听清。易中海不时插话补充几句,目光扫过下面密密麻麻的人头,心里沉甸甸的。他记得以前开会,虽然人也多,但好歹有个坐处,秩序井然。现在这样,乱哄哄的,像逃难的人临时聚拢,哪还有一点“全院一心”的庄重感觉?
闫阜贵站在边上,小眼睛却没闲着,滴溜溜地在人群里扫视。他看到棒梗和陈桂芝挤在贾家屋檐下,棒梗护着妻子,陈桂芝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到许大茂叼着烟,靠在自家新搭的厨房门框上,一副看热闹的样子;他看到何雨柱和冉秋叶低声说着什么,何晓已经上幼儿园了;他还看到好几个面生的返城青年,蹲在角落里,眼神飘忽,不知在想什么。
“这人……是真多了。” 散会后,刘海中擦着汗,对易中海和闫阜贵感慨,“以前觉得院里挺宽敞,现在……转个身都怕碰着人。”
易中海叹了口气:“回来是好事,国家政策。可这住的地方……厂里宿舍也紧张。大家克服克服吧,互相体谅。”
闫阜贵没接话,心里却在想:体谅?住的地方就这么点儿,谁体谅谁?往后为了争一寸地、多盖一间棚,这院里,怕是有的是热闹看了。他目光又瞟向许大茂那边,见许大茂正跟一个返城回来的、打扮得比一般工人时髦些的小青年说着话,脸上带着惯有的那种熟络笑容。闫阜贵心里一动,这许大茂,消息灵,门路广,这些没着没落的返城青年,说不定正是他笼络或者利用的对象?这人一多,水就浑,水一浑,像许大茂这样的泥鳅,可就更能翻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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