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受禅，即天子位，国号“有虞”，后世以其氏族“夏后氏”称其朝为“夏”，是为“夏后禹”，又称“夏禹”。自安邑（或阳城）登基，天下诸侯咸来朝贺，九州归心，气象一新。
然而，大禹深知，治水功成、铸鼎镇州，只是奠定了王朝的基石。要将这因治水而初步凝聚的庞杂部落联盟，真正整合为一个政令畅通、秩序井然、根基稳固的王朝，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做。他并非耽于享乐之人，十三年治水养成的勤勉与务实，使他立刻投入到繁重的治国理政之中。
首要之事，便是将“九州”从治水的地理区域概念，正式确立为国家的行政框架。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对天下地理、物产、民情已了然于胸，此刻正好推行。他召集伯益、后稷、皋陶、奚仲等重臣，以及九州有威望的诸侯、长老，于安邑举行“涂山之会”（此“涂山”与铸鼎之涂山或非同地，或为另一处，象征性召集会议），共同议定九州疆界、贡赋、政令。
大殿之中，悬挂着大禹与伯益等人十三年勘测定制的巨大“九州图”（比铸鼎前更为精细）。图上，以山脉、河流为界，天下疆域被清晰地划分为九大区域：
“冀州，大河（黄河）中游，尧舜旧都所在，王畿之地，土地平旷，然水患初定，地气待复。当以安定民生，恢复农耕为要，贡赋以谷、帛、漆、丝为主。”
“兖州，济、漯之间，地平土沃，然近河易涝。当广开沟洫，排涝垦田，贡赋以漆、丝、盐、絺。”
“青州，海岱之间，滨海之地，渔盐之利。当兴渔盐，通海贸，贡赋以盐、絺、海物、铅、松、怪石。”
“徐州，淮、泗之间，水网纵横，物产丰饶。当治淮泗，兴水利，劝农桑，贡赋以五色土、夏翟、桐、磬、蠙珠、鱼。”
“扬州，淮、海之间，大江下游，泽国水乡。当导江汉，治震泽，植水稻，贡赋以金三品（铜、锡、铅）、瑶、琨、齿、革、羽、毛、木。”
“荆州，荆、衡之间，云梦之野，山林水泽。当理云梦，开山林，通商旅，贡赋以羽、毛、齿、革、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
“豫州，荆、河之间，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当修道路，通有无，定中权，贡赋以漆、枲、絺、纻、纩、磬、错。”
“梁州，华阳、黑水之间，巴蜀险塞，天府之国。当通蜀道，固关隘，兴井盐，贡赋以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
“雍州，黑水、西河之间，关陇旧地，土厚水深。当垦渭泾，固边防，养战马，贡赋以球、琳、琅玕、织皮。”
大禹指着地图，详细说明各州地理特点、治理重点与贡赋种类。其言清晰，其策具体，皆因地制宜，绝非凭空臆断。在场诸侯、长老，多为本地首领，听大禹如数家珍，分派得当，既考虑了地方实情，又兼顾了王朝需求，无不心服口服。这不仅仅是对地理的熟悉，更是统御全局、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智慧。
“九州既定，各州当设‘牧’，由德高望重、熟悉本州事务者担任，代天子牧民，掌教化、赋税、刑狱。各州牧，需定期入朝述职，汇报民情，接受考绩。” 大禹宣布了州牧制度，这是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早期官僚体系迈出的关键一步。州牧虽多由原部落首领或其后裔担任，但已非完全独立的诸侯，而成为王朝的地方行政长官，其任命、考核权，开始向中央集中。
“为便利政令通达，货物往来，当以王都安邑为中心，修筑通往九州之‘通道’，开凿险阻，遇水架桥，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大禹此言，更是高瞻远瞩。统一道路、文字、度量衡乃至部分风俗，是凝聚文化认同、强化中央控制、促进经济交流的根本大计。尽管“书同文、行同伦”在夏初还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开端，但“车同轨”与修筑“通道”的计划，已足以震撼人心。这意味着，王权的影响力，将随着道路的延伸，真正抵达九州的每一个角落。
“贡赋之法，依《禹贡》而定。” 大禹命人颁布早已拟定好的《禹贡》细则。这并非简单的横征暴敛，而是根据各州物产丰瘠、路途远近，制定了相对合理的贡赋标准，并明确了贡赋的运输路线、交接方式。这既保证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与物资需求，也避免了地方负担过重，是一种相对先进的、制度化的财政管理体系。
“刑法之制，由皋陶定《禹刑》。 刑期于无刑，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抢者罚，此为常法。各州牧当依法断案，不得徇私。若有疑难，可上呈中央，由大理（司法官）皋陶定夺。” 大禹将立法、司法大权，部分收归中央，设立相对统一的刑法标准，这是建立统一法律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皋陶以公正严明着称，由他主持制定刑法，更能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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