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阴霾逐渐散去，异域宗教的渗透在官府的管制下暂时转入暗流，但陆沉与萧云凰都清晰地意识到，帝国面临的危机远不止于天灾与外患。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行、海外知识的涌入、以及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动，民间与士林中的思想正变得空前活跃，也前所未有的混乱。旧的儒家伦理与新的实用主义激烈碰撞，传统“华夷之辨”在异域珍宝与学识面前摇摇欲坠，而失去土地涌入城市的流民、在工坊中聚集的雇工、以及见识了海外繁华的商人，他们的诉求与观念更是五花八门，难以统合。放任这种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无序发展，对于一个需要集中力量应对内外挑战的集权帝国而言，无疑是危险的。构建一套能够引导舆论、凝聚共识、服务于帝国战略的思想体系，已迫在眉睫。
原有的“云凰学院”作为培养新式人才的摇篮，虽成效显着，但其规模有限，且主要面向精英阶层，无法覆盖广大的士子群体和普罗大众。学院内各种思想的自由辩论，在陆沉看来是必要的学术探索，但若让其无序扩散至全社会，则可能成为撕裂社会共识的利刃。
这一日，陆沉向萧云凰呈上了一份名为 《关于设立州县官学体系以正学风、导民议疏》 的奏章。这份奏章，系统性地阐述了他关于思想引导与舆论管控的构想。
“陛下，”陆沉立于御前，言辞恳切，“如今之势，如大江奔流，泥沙俱下。新政需民心支持，开拓需共识凝聚，抵御外侮（无论是兵戈还是文化）更需上下同欲。然观当下，朝野议论纷纷，或固守陈规，抵制新政；或盲目崇外，轻视本源；或心怀怨望，散布流言。长此以往，恐政令不出京都，人心涣散如沙。”
他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民间私塾、书院，多为旧式儒生把持，其所授内容，往往与朝廷新政方略相悖。市井流言、异端邪说，更因缺乏官方有力之声而大行其道。因此，臣以为，必须建立一套由朝廷主导、覆盖全国、深入州县的思想教化与舆论引导体系！”
他的具体方案是：
第一，建立覆盖全国的州县官学体系。 在京都“云凰学院”之下，于各州、府、县，普遍设立官办新式学堂，统称为“大夏官学”。形成“云凰学院（中央）— 州学 — 府学 — 县学”四级金字塔结构。
第二，统一编纂与审定教材。 由朝廷组织鸿儒、能臣及云凰学院精英，编纂一套融合传统儒家精华、新政理念、基础格物知识、律法常识乃至忠君爱国思想的标准教科书。所有官学，必须使用审定教材，严禁私自讲授违逆朝廷之内容。
第三，培养与掌控师资。 官学师资，主要由云凰学院毕业生、以及经过朝廷集中培训、思想可靠的落第秀才或年轻士子担任。其薪俸、考核、升迁皆由朝廷（具体由新成立的学政衙门）掌握，使其利益与朝廷绑定。
第四，官学与科举取士挂钩。 逐步改革科举制度，增加策论、算术、律法等实用科目比重，其考试范围与官学教材紧密对接。使得进入官学、学习朝廷认可的学问，成为士子跻身仕途的主要乃至唯一正途。
第五，引导舆论，解释政策。 官学不仅是教育机构，也应成为朝廷在地方的“喉舌”。朝廷的重大政策、取得的成就（如海军大捷、防疫成功），需通过官学系统向士子和民间进行正面宣传和解释，批驳错误言论，引导舆论走向。
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并非完全禁绝思想，而是要将多元的思想纳入一个可控的、以服务帝国利益为最高目标的框架内进行引导和塑造，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思想管控。
此疏一经提出，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滴入了冷水，在朝堂上引发了远比应对瘟疫和异教更为激烈的争论。
保守派儒臣对此方案的抵触最为强烈。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是教育变革，更是对思想话语权的根本性争夺。
“陛下！此举乃是与天下读书人争利，与孔孟之道争锋！自古教化在野不在朝，朝廷只需推崇经义，选拔贤良即可，岂能越俎代庖，亲自下场办学，统一口径？此乃钳制言论，禁锢思想，非仁政所为！”一位翰林院老学士痛心疾首，几乎要以头抢地。
“若依此策，天下将只有一种声音，一种学问，士林风骨何在？独立思考精神何在？”
支持改革的务实派官员则看到了其对于推行新政、巩固皇权的巨大好处。
韩文正虽觉此举有些激进，但也承认：“陛下，如今政令推行，常因地方士绅、旧学儒生阻挠而事倍功半。若能将教化之权收归朝廷，使天下士子自幼便习新政、知律法、明忠义，则未来推行任何改革，阻力必将大减！”
李崇山也从军事角度支持：“陛下，军中亦需忠君爱国、通晓格物之军官。若官学能为军队持续输送此类人才，则军心更固，战力更强！”
萧云凰高踞龙椅，冷静地听着双方的争论。她深知，掌控思想，是掌控权力的最高形式。陆沉的方案，虽然手段强势，但其长远利益符合她加强中央集权、打造一个强大统一帝国的根本目标。尤其是在经历了瘟疫期间的舆论混乱和异教渗透之后，她更加认识到引导民心、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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