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阳光渐渐有了分量，靠山屯的庄稼在精心照料下奋力生长。抵押给柳树沟的“专属”山货已按季采收、晾晒、分级完毕，单独码放在土坯库的一角，像一笔被冻结的资产，沉默地提醒着债务的存在。合作社的其他事务，则在一种紧绷而有序的节奏中推进。
就在这看似平稳的间隙，一个意想不到的“橄榄枝”再次递到了靠山屯。这次不是来自文化旅游公司，而是来自县供销社。
来人是供销社的一位副主任，姓钱，坐着吉普车，带着一名干事，直接找到了合作社的“办公室”。钱副主任四十多岁，面皮白净，说话带着一种体制内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腔调。
“李铁柱同志，你们合作社的情况，县里很关注啊。”钱副主任接过林穗倒的白开水，环视着简陋的屋子，“特别是你们那个‘胭脂米’，还有山货，听说搞得有声有色，连省里的专家都肯定了。”
铁柱心里警惕，面上却不动声色：“领导过奖了，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勉强糊口。”
“哎，不能这么说。”钱副主任摆摆手，“农村经济发展，就需要你们这样有闯劲、有特色的典型。供销社作为连接城乡的桥梁，有责任也有义务支持你们这样的新生事物啊。”
他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们合作社的产品很有潜力，但可能缺乏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规模效应。供销社呢，网点多，渠道广，信誉好。我们有个想法，看能不能建立一种‘社社合作’的关系。”
“怎么个合作法？”铁柱问。
“很简单。”钱副主任身体微微前倾，“由供销社出面，对你们合作社的‘胭脂米’和主要山货进行‘统购包销’。我们派技术员指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收购价格，统一对外销售。这样，你们就不用为销路发愁了，可以集中精力搞生产。价格嘛，肯定比你们自己零卖有保障，而且稳定。你们觉得怎么样？”
统购包销？听起来似乎是条解决销售难题的“捷径”。王麻子眼睛亮了一下，但铁柱和陈卫国却交换了一个谨慎的眼神。
“钱主任，这‘统购包销’，具体条款是怎样的？比如价格怎么定？质量标准谁说了算？收购数量有保证吗？”林穗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提出了关键问题。
钱副主任笑了笑，示意干事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意向书草案。“条款嘛，都可以谈。价格参考国家收购价和市场价，肯定公道。质量标准当然要符合供销社的统一规定，这也是为了对消费者负责嘛。收购数量，只要你们的产品达标，我们可以签订最低收购量协议。”
铁柱接过意向书草案，快速浏览。草案写得冠冕堂皇，但几个关键点让他心里一沉：价格定为“参考国家牌价及市场行情协商”，弹性极大；质量标准“以供销社检验为准”，完全主动；最重要的是，草案要求合作社“不得自行向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销售同类产品”，违者将承担“相应责任”。
这哪里是“合作”，分明是想把合作社变成供销社的附庸生产车间，掐住产品标准和销售命脉。一旦签了，合作社将彻底丧失定价权和销售自主权，所谓的“最低收购量”在对方掌握检验权的情况下，形同虚设。之前与食品厂、邮购客户乃至“绿野寻踪”建立的脆弱但宝贵的直接联系，也将被切断。
更让铁柱警醒的是，供销社此时抛出这个“诱饵”，时机微妙。合作社正背负债务，资金紧张，销售压力大，急需稳定渠道。对方显然是看准了他们的软肋。
“钱主任，这个草案，涉及合作社的根本权益，我们得集体研究，不敢擅自做主。”铁柱将草案轻轻放下，语气平静。
钱副主任脸上笑容不变，但眼神深处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当然，当然，集体决策嘛。不过李社长，机会难得啊。有了供销社这个靠山，你们合作社就不用再像现在这样，风吹雨打，朝不保夕了。县里也很支持这种模式，这是规范化、正规化的发展方向。”
话语里的暗示和压力，不言而喻。
送走钱副主任一行，窝棚里的气氛凝重起来。
“统购包销……听着倒是省心。”王麻子有些动摇，“咱们现在背着一屁股债，要是能有稳定收购，起码心里踏实点。”
“踏实？”陈卫国冷哼一声，“草案你看了吗？价格他们定，质量他们说了算，还不准咱们自己卖！这是把咱们当长工，还是当生产队？到时候，咱们种得再好，他说不合格就不合格，说压价就压价，咱们找谁说理去？跟柳树沟的抵押协议怎么办？咱们答应给人家优先的优质山货，拿什么给？”
“卫国叔说得对！”二楞子急了，“咱们好不容易跟食品厂、跟邮购客户搭上线，虽然量小麻烦多，但那是咱们自己的路！要是签了这个，等于把路都堵死了，以后就只能吊死在供销社一棵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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