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次与李心谣在走廊罚站，共享了《良宵》的旋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悄然又拉近了一些。
课间时分，当我看到她戴着耳机沉浸其中时，偶尔会凑过去问一句：“听的什么？”她也会很自然地分我一个耳机，或者简单地告诉我曲名和作曲家。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我从小似乎就与音乐绝缘，唱歌跑调是家常便饭，记歌词更是比背诵《天脉诀》的拗口的口诀还要困难。
那本青衣客所赠的古籍里，确实零星记载着一些看似琴谱的符号和关于音律的论述，但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比起经脉穴位图还要难以理解。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和“音乐”这种东西产生什么关联。
直到那首《良宵》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我从未留意过的角落。我开始意识到，那些高低起伏的旋律，似乎真的能牵动人的心绪。有时听着李心谣分享的音乐，我会不自觉地想起陈老诊病时的手指，想起他按压脉象时专注的神情，仿佛音乐与脉象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共通之处。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窗外飘着细雪，我正埋头研读《黄帝内经》，当读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五脏相音，可以意识”这段时，心中猛地一动。书中明确写道：“肝属木，在音为角；心属火，在音为徵；脾属土，在音为宫；肺属金，在音为商；肾属水，在音为羽。”
我反复咀嚼着这段话，脑海中浮现出《天脉诀》中那些被我忽略的音律篇章。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记载，此刻却像散落的珍珠般串联起来。古籍中提到的“角音通肝，可疏郁结；徵音入心，能安神志”，不正与《内经》的理论相呼应吗？
一个大胆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我的脑海——音乐，难道也能治病？这个想法让我坐立难安。我翻出《天脉诀》，重新审视那些音律篇章，发现其中竟详细记载着如何以音律调理气血、平衡阴阳的方法。比如角音对应春季，宜用箫、笛等木制乐器，可疏解肝气；宫音对应长夏，宜用埙、笙等土制乐器，能健脾和胃。
更让我惊讶的是，书中还记载着一种名为“五音疗疾”的秘法，要求施术者以特殊的心法催动音律，使音波能够直接作用于患者的经络脏腑。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音乐的范畴，更像是一种以音律为媒介的独特医术。
周一课间，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正在操场边听音乐的李心谣。她靠在光秃的梧桐树下，耳机线随着她的节奏轻轻晃动。我快步上前，开门见山地问道：“心谣，你说……音乐能不能用来治病？”
李心谣显然被我这没头没脑的问题问得一怔，她取下耳机，漂亮的眼眸里满是诧异：“治病？三钱，你没发烧吧？音乐是用来欣赏的，顶多能调节心情，怎么能治病呢？难道听首歌感冒就能好了？”
“不是那个意思。”我组织着语言，试图把《内经》里的理论说得更明白些，“我是说，不同的音律，或许对应着人不同的脏腑。比如，肝气需要疏泄的人，是不是听某些属于属性的、比较舒展的曲子会有帮助？而心绪不宁的人，是不是可以听一些属的、宁静的曲子来平衡？”
李心谣听得睁大了眼睛，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赵三钱，你……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怎么总能想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音乐就是把音符串联起来啊，怎么还跟肝啊心啊扯上关系了？”
她顿了顿，虽然脸上还是写着“难以置信”，但语气却认真了不少：“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倒是知道，不同的调式确实能给人不同的感觉。比如 C 大调通常明亮开阔，像贝多芬的《欢乐颂》；而 A 小调就偏向忧郁悲伤，像舒伯特的《鳟鱼》……可这跟治病，也差得太远了吧？”
我知道，对于接受现代音乐教育的她来说，这套源自古老中医的理论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但我还是继续解释道：“在中医理论里，五脏不仅对应五音，还对应五志。肝主怒，心主喜，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如果音乐能够通过调节脏腑来影响情绪，那反过来，是不是也能通过调节情绪来治疗脏腑的疾病呢？”
说着，我从书包里掏出《天脉诀》，翻到记载音律的那几页。李心谣好奇地凑过来，指着书页上那些奇特的符号问：“这些就是古代的乐谱吗？怎么和我们现在用的五线谱完全不一样？”
“这是古琴的减字谱，”我指着其中一个符号解释道，“你看这个字，上半部表示左手按弦的位置，下半部表示右手的指法。而这些小字则是注释，说明该如何弹奏。”
李心谣仔细端详着这些古老的乐谱，忽然指着一段注释念道：“此段宜缓，如春风拂柳……这么说来，古人弹琴的时候，不仅在乎音准，还在追求某种意境？”
“正是如此。”我点点头，“《天脉诀》里说，音律之妙，在于合天地之节。不同的曲子，不同的弹奏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比如角音生发，如草木初生；徵音蓬勃，如火焰跃动；宫音厚重，如大地承载；商音清肃，如金风扫叶；羽音沉静，如寒冰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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