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月明的一席话，如同拨云见日，让沈砚对表演和影视创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沈砚不再仅仅执着于单一场面或细节的绝对真实，而是开始学着站在更高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表演如何服务于整体叙事，如何跟灯光、摄影、剪辑等环节配合，最终精准地传递给观众。
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沈砚接下来的表演之中，周巡这个角色因为沈砚的转变，愈发显得圆融而富有层次。
沈砚依旧能精准地捕捉人物的内核，但在外化的表现上，更懂得收放的尺度，更注重在镜头前的有效性。
无论是和潘月明的激烈对峙，还是和剧组其他配角的日常戏份，他都表现得更加游刃有余，既能爆发得出力量，也能沉淀得下情绪。
王维敏锐地察觉到了沈砚的这种变化，私下里对潘月明感叹，“月明，你给沈砚开小灶了？这小子最近戏越来越油了。”
潘月明只是笑，并不居功，“小沈是块好料子，一点就透。”
剧组的自然也是愈发融洽，拍摄进度顺利推进。终于，迎来了第一季临近尾声的一场重头戏，也是周巡这个人物情感的一次集中爆发和深度剖白。
这场戏的背景是，历经波折，真相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迷雾重重。关宏峰兄弟的身份游戏被戳穿，巨大的压力和漫长的追逐让所有人都感觉精疲力尽。
终于，在“关宏峰”，实际上是关宏宇被抓之后，周巡凭借自己刑警队长的身份，弄来了五分钟的会面时间。
他在关宏宇面前，回忆起了和关宏峰相识的十五年，感慨万千。
场景就是在会见室里，群演打破了沉默，“周队，就五分钟啊，不能问案子相关的问题。”
“我知道了，谢谢。”
说完这句话，沈砚就开始沉默了，他掏出烟和打火机，慢慢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脸上带着罕见的疲惫和一种深入骨髓的迷茫。
刘建英的镜头缓缓推近，给了沈砚一个面部特写。
沈砚的眼神不再锐利，而是变得有些迷茫，有些遥远，仿佛穿透了眼前的一切，看到了十五年的场景。
沈砚的嘴角习惯性想扯出那抹混不吝的笑，却最终只化作一个极其苦涩，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他低下头，看着指尖明明灭灭的烟头，声音低沉沙哑，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某个看不见的人倾诉。
“零一年。对……零一年一月二十七号，晚上十点多钟，我骑着摩托车路过丰庄路东口，大部分店面都关门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也赶着回家过年。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个岔路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那时候我还在地区队做探员，刚从警校毕业，很不适应跟那些宵小之徒还有无耻之辈打交道。有什么事，只会用武力解决。我最高纪录是同一天打伤了流窜作案的嫌疑犯，嫌疑犯请来的律师，律师找来的假证人，还有西部队的一个探员。”
沈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还是没有看潘月明一眼，“那个时候的我，眼白浑浊，皮肤粗糙，估计还有口臭……除了抽烟喝酒，我厌恶所有的事物，包括我自己。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深夜倒在床上，不把自己喝到完全没有意识，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特别让人绝望，而且想哭。”
沈砚终于抬起了头，第一次看向了坐在他面前的潘月明，但很快就把眼睛移开了，“恰逢其时，作为市局指定的种子选手，骑着三级运载火箭的关宏峰出现了，你一路平步青云，28岁就代替刘长永做了地区队的指挥。而我因为打人被停了职，刚当上副支队的刘长永想借此机会把我扔到派出所，或者干脆把我从警察队伍里开除。我也抱着打丫一顿脱衣服走人的想法，干脆放开了心。”
“我索性整天无所事事，两手插兜在支队门口晃荡。那天晚上，我忍着宿醉的头痛在街上游荡，你戴着一条跟上衣极其不搭的紫色围巾，被一个卖簸箕的老太太揪着在那理论。”
“老太太说你把她的簸箕框撞倒了，让你赔50块钱。我记得是旁边卖糖炒栗子跟烤红薯的说，明明是老太太自己没站稳，却要讹诈你这过路的小伙子，他们俩也对这事特别气愤，但没打算为你出手。你帮老太太捡回了簸箕搁在框里，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我是从路西口过来的，我走的是右道，离你2米多，不可能碰到你的。”
沈砚突然笑了，“那时候你就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种警察一样，拍张照片就可以作为警民一家亲的宣传海报。你对牛谈了半天琴，老太太根本不说理，最后发起了眼泪攻势，你盯着那个瘦小枯干的讹诈者，愣了几秒钟，平静地掏出了50块钱，老太太刚要接，我过去了，盯着她，她把手缩了回去。”
“也有可能这个受处分跟受表彰都一样，都可以名扬天下，你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把钱塞给老太太，拉着我往前走了一段，对我说，这样不解决问题，当时我对你这个警衔比我大两级的同龄人很是不以为然。你不说对不对，好不好，光讨论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我顶烦你们这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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