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九月末，延安的枣树叶已经黄了大半，塬上的风刮得干冷，卷起的尘土在阳光下旋成小团。余念新回延安时，驴车刚过窑洞口，就见驿站的通讯员在等他 —— 他因《春耕与抗战》被选为 “群众报道范例”，要回延安参加评稿会，全边区推广经验。
当时他正蹲在油印机边修墨辊，手上沾满油墨，听完通讯员的话，只 “哦” 了一声，继续拧着墨辊的螺丝：“等我把这修好，明天一早就走。”
延安比两年前热闹不少，大街上拉货的马车多了，穿灰布干部服的人也多了，墙上新贴的标语 “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 格外醒目。余念新路过延河边，见几个女学生蹲在石头上洗衣，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调子响亮。他脚步慢了几秒，看着河水泛着的涟漪，转身往枣园方向走 —— 评稿会设在陕北公学的旧礼堂。
礼堂门口挂着 “边区新闻工作者座谈” 的布条，台阶边围着几个各地报社的人。有人认出他，笑着喊：“子长分区报的余同志来了！”
“刚到，你们来得更早。” 余念新点头回应，目光扫过墙上贴的报纸剪版，子长分区的《塬地新声》剪版就贴在中间，旁边是延安、绥德的报纸。
礼堂里挤满了人，主席台上摆着搪瓷茶缸、铅笔和几摞稿纸。主持会议的是宣传部李主任，三十多岁，戴副圆框眼镜，说话语速平缓：“同志们，这次开会是交流经验。咱们边区的报刊不少，但有些脱离群众，写的全是口号，老百姓不爱看。中央要求，新闻得说真话，写真人真事，别搞虚的。”
李主任翻开文件，念起几篇被表扬的稿子，念到《春耕与抗战》时，抬头看向余念新：“这篇子长分区的报道，好就好在‘实’—— 群众修梯田、修路，记者就跟着一起干，边干边记，这才是群众路线。”
掌声响起来，余念新站起身鞠了一躬。
“余同志，你说说，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写的？” 李主任问。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跟着老乡和战士一起干活，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记什么。” 余念新答。
“稿子修改得多吗？”
“没改几处，最后那段‘修路修到天亮’的小调，是夜里战士们自己唱的，我直接记了下来。”
“就因为这句，稿子才更活。” 李主任笑着点头，“真实比任何华丽的词句都打动人，延安的记者要多学这点。”
中午的聚餐在机关食堂，菜是红薯粉条炖豆腐，油不多，味道清淡。余念新端着碗刚坐下，对面就走来个穿灰布上衣的女同志，头发挽成髻，看着面熟。
“我是新华社的凌莎，你还记得吗？” 女同志先开口。
“在保育院见过，您以前在那儿工作过。” 余念新愣了下，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她。
“早不在保育院了，现在专职做新华社的采访。” 凌莎坐下，夹了一筷子粉条，“你那篇《春耕与抗战》，我们社里都传着看，编辑说‘有底气，没虚话’。”
“底气就是跟着群众跑，写的都是他们的真事。” 余念新说。
下午的会议有中央领导到场，是周同志。大家起身鼓掌时，周同志笑着摆手：“都坐，今天不说大道理，就聊新闻的事 —— 新闻就得说真话，咱们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机关里的口号，一种是群众的实话，实话多一分，群众就多信我们一分。”
周同志的目光扫过全场：“像子长分区那篇报道，写老百姓的苦，也写他们的盼头，苦不怕，有盼头就有劲儿。宣传不是唱高调，是要让老百姓听得懂、愿意看。你们写的东西，边区不识字的老乡能听懂别人念吗？得多想想这个。”
余念新在笔记本上写下 “写给看不懂字的人看”，笔尖划过纸页，留下清晰的字迹。
傍晚散会时，天色已经暗了，风里带着土腥味。延河边有人点起篝火，几个战士围着篝火唱歌，歌声飘得很远。余念新站在桥头，看着火光映在河面上，忽明忽暗。
“余同志，等一下。” 凌莎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提着盏马灯，“你晚上住哪？”
“宣传部安排的窑洞，就在前面那片。”
“我也住那儿，一起走吧，路上好有个伴。”
土路泥滑，凌莎提着马灯走在前面，灯光照亮脚下的坑洼。
“你在子长那边，工作辛苦吗？” 凌莎问。
“还好，就是雨多的时候，油印机怕潮，得抢着印报，前线等着看。” 余念新答。
“你们的稿源够吗？”
“大多是通讯员跑出来的，有老乡的生产情况，也有战士的日常，都是真事。”
走到窑洞门口，凌莎把马灯挂在墙上：“这次会议结束后，你还回子长吗？”
“回，油印机还得有人管，还有几篇老乡的生产稿没审。”
“那以后有机会，我去子长采访，到时候可得麻烦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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