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让“录档房”众人既兴奋又凛然。兴奋在于，圣物的作用似乎更加明确——很可能是专门设计用来探测（羊皮卷/圣契）甚至可能影响（主石）这个能量网络的工具。凛然在于，拉斐尔话中“网破缠结”的后果，显然指向灾难性的失控，而“重新引纬穿经”则暗示着干预的可能与风险。
皇帝在听取了温觉的汇报后，沉思良久，最终对圣物实验做出了更具体的指示：“可尝试在绝对隔绝、多重屏蔽之环境下，以微不可察之方式，分别刺激圣契与主石，观测其反应，重点记录其对不同频率、方向之模拟‘场’变化的感应特性，但绝不可尝试模拟或引发任何形式的‘耦合’或‘节点共振’。一切以获取信息为目的，安全为第一要务。”
实验被提升到了验证圣物具体功能、探寻其与能量网络关系的新层面，但限制也更为严格。
海上，临时观测点的设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本选定的几处外围礁盘或小岛，在灾难后要么地形改变（如礁石崩塌、新暗礁出现），要么残留着持续的低强度能量扰动（如间歇性水温异常、局部微弱磁扰或让仪器失灵的杂散电场），不适合长期驻留和精密观测。
郑参将不得不采纳技术吏员的建议，采取“浮动观测”与“短暂锚泊”相结合的方式。他们挑选了几艘受损较轻、经过紧急修补的哨船，装备上加固和部分屏蔽的简易仪器，组成一个小型观测船队。这些船只不在固定地点停留，而是在划定的、相对“平静”的外围海域进行机动巡航，定期下放仪器进行短时测量，记录数据后立即收起，避免仪器长时间暴露在可能的有害场中受损。同时，他们也尝试在几处海况相对稳定、水深合适的海域，投下特制的、不带铁质的“石锚浮标”，上面搭载最基础的磁力计和温度计，通过浮标上的小旗和灯光变化，远距离读取大概数据。
这种方法效率低、数据粗糙，且无法进行持续的水下声音监听（水听器难以在机动中有效工作），但已是当前条件下最可行的方案。胡舵工凭借对海流的熟悉，为观测船队规划了相对安全的巡航路线，避开已知的残留乱流区和那些偶尔会“发光冒泡”的诡异水面。
荷兰残船那边，范·德·维尔德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派出的侦察小艇不再试图深入，而是在更远的外围逡巡，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异常，偶尔也放下系绳的温度计和取样瓶。他们同样察觉到了海域的不稳定，并开始记录那些零星出现的、小规模的异常现象。范·德·维尔德将这一切都详细记录在航海日志里，他知道，这些信息对于向总督解释灾难的“不可抗力”性质以及后续可能的风险评估至关重要。
于是，在这片刚刚经历浩劫、尚未完全平息的海域外围，两支曾经剑拔弩张的船队，不约而同地扮演起了“海洋异常现象监测员”的角色，各自在无形的界限两侧，用简陋的工具，警惕地倾听着、观察着深海那沉重而不规则的“呼吸”。
陈五所描述的“尖细杂音”，在机动观测中难以捕捉和确认，但不止一人报告在夜深人静时，隐约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并伴有短暂的心悸或眩晕。这声音，如同一个不祥的幽灵，游荡在幸存者们的耳畔和心头。
海面之下，那“织网者”布下的、或自然形成的“经纬”网络，在一次剧烈的“梭心”爆炸和“经纬”绷乱之后，正缓慢地进行着无人能完全理解的自我修复或重新调整。一些“线”可能断裂了，一些“节点”可能黯淡或改变了性质，新的“杂音”在网络的破损处滋生。
苏瑾构想的“节点网络”图，冯远山技术小组的“双模耦合”模型，拉斐尔呓语中的“经纬梭心”，以及海上观测者们用简陋仪器捕捉到的零星数据点……所有这些，都是尝试理解这张无形巨网的、不同角度和精度的“拓片”。而真正的巨网全貌，及其“织网者”的意图（如果存在的话），依然深藏在幽暗的波涛之下，仅以沉闷的“潮音”和偶尔泄露的“尖细杂音”，向窥探者们展露着它冰山一角的、令人敬畏且不安的轮廓。
新的“锚点”（观测点）已经落下，尽管飘摇而不稳定。但能否在这些“锚点”传来的破碎信息中，拼凑出足够预警下一次“缠结”或“崩网”的图案，仍是未知之数。而深海的低语，从未停止，它只是换了一种更为晦涩、更加莫测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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