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24日，平安夜。清华园里没有圣诞氛围，只有期末考试的紧张气息。肖向东坐在已经清空的实验室里，最后检查一遍需要移交的材料。墙上的小黑板还留着半个月前讨论伺服系统控制算法的公式，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飘浮。
门被推开了。方文敏站在门口，眼圈发红，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审计报告出来了。”她的声音很轻。
肖向东接过，没有立即打开：“结果呢？”
“账面没有问题。”方文敏走进来，关上门，“所有收支都有凭证，所有合同都有备案，所有税款都按时缴纳。审计组的结论是：‘经营活动基本规范，但存在程序不完善之处，建议加强管理’。”
基本规范。这四个字在此时的语境里，已经是难得的肯定了。
“但是，”方文敏的声音更低了，“学校还是维持原决定。暂停你的教学工作，北斗科技继续停业整顿。理由是……‘虽然经济上没有问题，但社会影响需要时间消除’。”
肖向东点点头。他预料到了。在中国，程序问题从来不只是程序问题，更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你越证明自己合规，就越显得你在钻制度的空子；你越强调自己的贡献，就越显得你在标榜个人。
“还有这个。”方文敏递过另一份文件。
是校人事处的通知：经研究决定，肖向东同志自1986年1月1日起，调离教学岗位，到学校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
从教师到编辑，从科研一线到文字工作。这是温和的放逐。
“你可以申诉。”方文敏说，“周教授说，他可以联合几位老教授联名……”
“不用了。”肖向东收起通知，“编辑也挺好。至少，还有文字。”
方文敏看着他，眼泪终于掉下来：“向东，九年了。你从北大荒的地窖，到清华的近春园，到深圳的荒滩，到上海的股票……你做了这么多，凭什么……”
“凭我们需要做。”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我们做的这些事，现在可能不被理解，甚至被打击。但只要方向是对的，总有一天会有用。也许不是我们受益，但后面的人会受益。”
“可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总得有人付代价。”肖向东笑了笑，“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是有人趟雷，有人铺路。如果这次我倒了，能让后面的人走得更顺，那也值了。”
方文敏擦干眼泪，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这是大家凑的。陆文渊、杨志远、还有其他研究会的成员，每个人出了点钱，一共三千块。知道你以后收入会减少，先应应急。”
肖向东没有接：“你们也不宽裕。这钱……”
“必须收下。”方文敏把信封塞进他手里，“这不是施舍，是投资。投资你这个人，投资你还会站起来的那一天。”
信封很厚。肖向东握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方文敏离开后，肖向东开始整理最后的东西。实验室大部分设备都要移交，但他可以带走一些个人物品。陈思北做的汉字传呼机原型机、伺服系统的设计手稿、还有那几本从1976年记到现在的日记。
就在他收拾时，实验室的电话响了。这部电话明天就要拆机。
“喂？”
“肖向东同志吗？”是个陌生的男声，带着南方口音，“我是深圳特区报的记者，姓黄。”
“请问有什么事？”
“我们准备做一个改革开放人物系列报道，想采访您。听说您在股份制试点、技术引进、学生创业等方面都有过实践，想听听您的故事。”
肖向东愣住了。这个时候，还有记者要采访他？
“抱歉，我现在不太方便接受采访。”
“理解理解。”黄记者很客气，“但我觉得您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探索和思考。这样吧，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再联系？”
挂掉电话，肖向东沉思。是真的记者，还是有人设的局？如果是局，目的是什么？套他的话？收集新证据？
他决定谨慎行事。
傍晚时分，雪又开始下了。肖向东抱着纸箱走出工程力学系大楼，箱子里是他九年的积累：笔记、图纸、信件、还有那台传呼机原型机。雪花落在纸箱上，很快融化成深色的水渍。
“肖老师。”
有人叫他。是个学生，戴眼镜，怯生生的，肖向东记得是这学期选修他《系统工程基础》课的大三学生。
“王明同学？有什么事吗？”
“这个……送给您。”王明递过来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工整地写着《系统工程学习心得》，“听了您的课，我明白了系统工程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谢谢您。”
肖向东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抄录着钱学森的一句话：“系统工程是从整体出发，合理规划、设计、实施、运行一个系统的技术。”
再往后翻，是学生自己整理的课堂笔记，还有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校园食堂排队问题的尝试，虽然稚嫩，但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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