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到位，接下来的事就快了。李卫国花了三天时间，跑遍了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那时的华强北还不是“中国电子第一街”，只是一片棚户区，摆满了从香港走私进来的电子元器件。
“李先生，又要货？”一个戴金链子的潮汕老板认得他了，“上次的电阻电容还够用？”
“这次要液晶屏，电子表用的。”李卫国递上清单，“一千片，要同一批次的，参数误差不能超过5%。”
“这么严？”老板咂嘴，“这种货得从日本原厂订，贵哦。”
“贵也要。另外，测试夹具有没有？”
“夹具？”老板摇头，“那得定做。深圳没人做这个，得去香港。”
“香港谁做？”
老板写了个名字和电话：“深水埗的老陈，专做测试夹具。但你要自己去谈，我不担保。”
香港。李卫国看着那张纸条。去香港需要边防证，需要单位介绍信，需要层层审批。但他等不起——厂房租了，工人招了，设备正在安装，就缺测试夹具。
他决定冒险。
四天后，李卫国站在罗湖桥的香港一侧，手里拎着简单的公文包。过境比想象中顺利——蛇口指挥部的工作证还有效，加上说是“采购生产急需设备”，海关放行了。
深水埗的街道狭窄拥挤，招牌密密麻麻，繁体字霓虹灯在白天也亮着。老陈的铺子在一个旧唐楼的三楼，楼梯间堆满杂物，光线昏暗。
“大陆来的？”老陈五十多岁，精瘦，眼睛很亮，“做什么夹具？”
李卫国递上图纸：“电子表液晶屏测试夹具，要能同时测十六片，带自动分选功能。”
老陈看了图纸十分钟，抬头：“这设计不错，谁画的？”
“我自己。”
“大陆有懂这个的人？”老陈有些惊讶，“这夹具设计，比香港很多厂用的还先进。”
“所以来找你。”李卫国说，“能做吗？多久？多少钱？”
“能做。两周。三万港币。”
“太贵。两万。”
“两万五，不能再少。用料和工时摆在那里。”
“两万三，现金。”
老陈盯着他，突然笑了：“李生，你是真懂行。好，两万三，但要预付一万。”
成交。
回深圳的路上，李卫国算了一笔账：厂房租金、设备采购、原料进货、夹具定制、工人工资……十五万已经花了十二万。剩下的三万，要撑到第一笔订单回款。
压力巨大。但他没有跟肖向东说——远在北京的肖向东已经承受了太多，深圳这边的事，他要自己扛。
4月20日，华深电子正式开工。工人只有八个：四个是从蛇口本地招的中学毕业生，三个是从潮汕来的打工妹，还有一个是李卫国从东北老家找来的远房表弟，懂点电工。
第一天，装配收音机。简单的活儿：把电路板、扬声器、外壳组装起来，测试通电。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八个工人，一天只装了五十台，而且有五台不通电。
“李厂长，这个焊点我弄不好……”一个潮汕妹子怯生生地说。
“我教你。”李卫国蹲下来，手把手教她用电烙铁。汗水顺着额头滴到电路板上，他擦都不擦。
晚上七点，工人都下班了，李卫国一个人留在车间。他把那五台故障收音机拆开，一台台检查。问题都一样：电源线虚焊。不是工人不认真，是电烙铁温度不够，焊锡流动性差。
他连夜去了华强北，敲开已经关门的店铺，买了两台更好的电烙铁和进口焊锡丝。回来时已经凌晨，但继续工作——把白天装的五十台收音机全部重新检查一遍。
天亮时，五十台收音机整整齐齐摆在测试台上，全部通电正常。
4月25日，第一笔订单来了。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的试单：五百台收音机，要求一周交货。单价十五港币，总价七千五百港币。
利润很薄——扣除成本，一台只能赚两块港币。但李卫国接了。不仅接了，还承诺“三天交货”。
三天，八个工人要装五百台收音机，平均每人每天要装二十台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卫国把工人分成两组：一组专门做前期准备——剪线、剥皮、上锡；一组专门组装焊接。他自己负责最关键的电路板测试。
工作台重新布置，工具重新分配，流程重新设计。他画了一张简单的流水线图，虽然简陋，但效率提高了。
第三天晚上十点，第五百台收音机测试通过。李卫国看着堆成小山的成品，手在发抖——不是累，是激动。
4月28日，香港客户来验货。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用挑剔的眼神抽查了五十台，全部合格。
“李生，不错。”客户难得地露出笑容，“比我想象的好。下一单，一千台，价格能不能再低点？”
“不能。”李卫国说，“但如果您加到两千台，我可以降到十四块五。”
客户想了想：“好，两千台，两周交货。但质量不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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