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7日，凌晨三点，上海闵行。
陈思北隔着观察窗看向洁净室内部。黄色灯光下，那台修复一新的双工件台光刻机正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显影。机械臂将承载着硅片的托盘缓缓送入显影槽，淡蓝色的化学液体翻涌，在监控屏幕上形成规律的波形图。
这是第27次流片尝试。前26次，失败的原因五花八门：光刻胶不均匀、对准偏差、蚀刻过度、金属层短路……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几十万的投入化作废片。财务总监上周已经委婉提醒：芯片研发的月度支出突破六百万，集团现金流开始吃紧。
“陈总，温度稳定了。”对讲机里传来工艺工程师小吴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所有参数在控制范围内。”
陈思北没有回应。他盯着屏幕上的波形，脑海中闪过三个月前肖向东在香港台风夜说的话：“五年，从0.8微米到0.35微米。”
五年？现在连0.8微米都还没真正突破。
观察窗上倒映出他的脸，四十岁，鬓角已经白了。他想起妹妹陈思南，如果她还活着，今年该三十八岁了，也许已经是某个研究所的骨干。又想起钱师傅——那位磨出第一枚镜头的老师傅，上个月突发脑梗，现在还在医院，右手再也握不稳工具了。
“显影完成。”小吴的声音打断思绪，“开始清洗。”
清洗槽开启，超纯水冲刷硅片表面。接下来是蚀刻、离子注入、金属蒸镀……整套流程需要十八个小时。陈思北已经在这里站了十二个小时，腿麻了，但他没动。
凌晨五点，工艺工程师换班。新来的小组长是台湾李明翰推荐的人——三十岁的王工，在台积电做过三年工艺整合，去年底被挖来上海。他看见陈思北，愣了一下：“陈总，您还没休息？”
“等结果。”陈思北声音沙哑。
王工没再劝，默默接替监控位。他操作控制台的动作很流畅，带着台积电训练出来的那种精准感。来上海三个月，他最大的感慨是：“这里的人不怕试错。在台湾，一次流片失败可能就要写检讨；在这里，失败了就分析，分析完了接着试。”
早上七点，林美娟从北京打来电话。她正在准备疫苗的二期扩产，但显然心系上海这边。
“怎么样？”
“还在金属化阶段。”陈思北走到走廊，点了支烟——他戒烟三年了，这几个月又捡起来，“美娟，如果这次再失败……”
“那就第28次。”林美娟声音平静，“1977年高考前，你一道数学题做了三十遍才搞懂，记得吗？”
陈思北笑了。当然记得。北大荒的冬天，围着火堆，肖向东一遍遍给他讲微积分。
“那时候可没有几百万的成本。”
“但那时候我们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林美娟说，“现在我们有设备，有人才，有钱——虽然不多。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无非是重头再来。我们又不是没重来过。”
电话挂断。陈思北看着窗外，上海冬天的晨光苍白。远处工地上，新厂房正在打地基——那是规划中的8英寸线厂房，图纸有了，钱还没着落。
同一时间，北京昆仑饭店。
李卫国坐在咖啡厅角落，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英文合同。对面是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摩托罗拉处理交叉许可的最终交割。
“第7.3条款需要修改。”李卫国用红笔圈出一行字，“‘双方承诺不向第三方转让许可权利’——这里的‘第三方’应该排除关联企业和代工厂。否则我们的生产外包会受到限制。”
美国律师推了推眼镜：“这是标准条款。”
“但我们的商业实践不是标准实践。”李卫国翻开附录，“向东集团持有华通通信67%的股份，华通通信又控股三家代工厂。如果按字面解释，我们的芯片生产都要受限制，这不合理。”
谈判已经进行了三天。五百万美元的分期支付方案虽然达成，但合同细节处处是坑。李卫国很清楚：大公司惯用这种手段——在看似公平的条款里埋雷，等你在别处做大时，再用这些条款制约你。
“我需要请示总部。”律师起身去打电话。
李卫国端起咖啡，手在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疲惫。父亲李振华上周病情恶化，转入ICU，医生暗示“可能就这几天了”。他本该守在病房，但这场谈判关乎芯片业务的生死——如果合同签不好，后续所有研发都可能侵权。
手机震动。是妹妹发来的短信：“爸醒了，问你在哪。我说你在开会。他点头了。”
李卫国眼眶一热。父亲点头，意味着理解，也意味着……告别。
律师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总部同意修改，但要求增加补充条款：如果向东集团年销售额突破十亿美元，许可费需重新协商。”
“可以。”李卫国爽快答应，“但我们也要加一条：如果摩托罗拉在移动通信领域对我们发起专利诉讼，本协议自动终止，且已支付款项双倍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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