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姨，实在对不住，是我们工作没做细，让您受委屈了。” 他把清单递到老人手里，指着上面的数字，一笔一笔解释，“这是房屋面积核算，这是装修补偿，您看，少算的两千五百块，我们已经补在里面了，明天就能到您的银行卡上。”
老人看着他冻得发紫的指尖，又看了看清单上清晰的数字，原本紧绷的脸慢慢松了下来。她拉着陈建设的手，掌心的温度暖得让人心头一热：“陈局长，您这么大的官，还为我这点小事跑一趟，我……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陈建设笑着拍了拍老人的手：“阿姨，拆迁补偿是您的养老钱，哪怕只有一块钱，也不能出错。我们工作上的一点疏忽，在您这里就是天大的事儿。要是让您寒了心，我们这官，当得还有啥意义？”
从那以后，小黄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个笔记本，每笔核算都记得工工整整，旁边还贴着一张便利贴：“对老百姓的事，多核对一遍，多耐心一点。”
新港区的建设，征地拆迁是绕不开的坎。那年春天，城郊的三个村子要划入新区规划，不少村民心里犯嘀咕：有的怕补偿不到位，有的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村口的大榕树下，每天都围着一群议论的人。
陈建设知道后，把办公室“搬”到了村里。白天，他跟着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手里的政策手册翻得卷了边；晚上，他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支起桌子，拉上电灯，给村民们开座谈会。院子里的蚊子多，他就和村民们一起拍蚊子，听大家说心里话，有时候一聊就到半夜。
村里的吴大爷是最难劝的。他家的老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土坯墙被岁月浸得发黄，房梁上还挂着他年轻时编的竹篮。吴大爷说：“这房子里有我老婆子的味道，有我儿子小时候的哭声，我走了，它们咋办？”
陈建设没劝他搬，只是每天早上都去吴大爷家，帮他扫院子里的落叶，帮他劈冬天烧的柴。吴大爷坐在门槛上抽烟，他就坐在旁边听，听吴大爷说年轻时怎么盖这房子，说老婆子怎么在灶台边做饭，说儿子怎么在院子里追蝴蝶。
有一天，吴大爷突然说：“陈局长，我不是不搬，我就是怕 ——” 他指了指远处正在建设的安置小区，“那新房子质量好不好？我腿脚不好，爬不动楼梯咋办？还有村里的老伙计们，要是住不到一块儿，我一个人住着也闷得慌。”
陈建设心里一暖，他知道，吴大爷这是把他当成了可以交心的人。他立刻协调拆迁办，在安置小区里留了一套一楼的房子，带个小院子，正好能让吴大爷种点蔬菜；又跟施工队打了招呼，让吴大爷随时能去工地看房子，墙面刷什么颜色、窗户装多大，都让老人自己定；最后，他挨家问了村里几户和吴大爷关系好的村民，把他们的房子都安排在了同一栋楼里。
搬家那天，吴大爷摸着新房子的墙面，又看了看隔壁门口熟悉的老伙计，突然红了眼眶。他拉着陈建设的手，声音有些哽咽：“陈局长，您是真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办啊！”
在陈建设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港区的征地拆迁没发生一起矛盾纠纷。可麻烦，还是悄无声息地找上了门。
上个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新港区拿了块地，要建高档住宅小区。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公司负责人李总找到了陈建设的办公室，关上门，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办公桌的角落里：“陈局长，一点小意思。我们想把容积率调高点，多建两层楼，您看 ——”
陈建设的目光落在信封上，信封的边角烫着金色的花纹，看着就沉甸甸的。他没碰，只是把信封推了回去，语气严肃：“李总，容积率是根据城市规划定的，是为了保证小区的采光、绿化，也是为了将来住在这里的业主。要是今天我给您通融，明天其他开发商都来要通融，这新港区的规划就乱了，最后损害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
李总脸色变了变，收起信封，又笑着说：“陈局长，咱们都是为了新区发展。我认识您的老同学伍伟，回头我约他出来，咱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没过两天，伍伟还真约了陈建设。酒桌上，菜还没上齐，伍伟就端着酒杯凑过来：“建设，李总的公司实力不差，多建两层楼也不影响啥。你就通融一下，以后新港区还有不少项目，咱们老同学也能互相帮衬。”
陈建设端着酒杯，杯里的白酒晃了晃，映出他的脸。他想起上学时，赵伟帮他占座位、抄笔记的日子，心里也不是滋味。可他还是把酒杯放了下来，语气坚定：“伟哥，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要是我今天因为你松了口，明天就有人因为其他关系来找我，这原则一旦破了，就再也守不住了。我身上的这身制服，是老百姓给的，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信任。”
伍伟看着他，叹了口气：“你啊，还是这么认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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