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从一种悲剧，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计算。对于余烬量极低、倒计时却还很长的人，自杀成了一种“止损”——既然我的死亡轻于鸿毛，不如早点结束这无价值的等待，减少资源消耗。网上出现了“余烬自杀指南”，教你如何在不影响他人（避免负罪感降低余烬）的情况下安静离世。而对于少数余烬量高、但倒计时短的人，他们则成为被“保护”的对象，社会（或某些利益集团）希望他们尽可能“活到到期”，以兑现那份高额“余烬遗产”。
艾登的世界崩塌了。他的教学变得毫无意义——无论他多么努力，历史知识在“余烬评估”中权重极低。他的妻子，余烬量比他高一些，看向他的眼神日益复杂，充满了怜悯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们的婚姻被评估为“对双方余烬增长均无显着益处”。朋友们聚会，话题三句不离余烬量的比较和波动分析。
他试图像“余烬提升指南”建议的那样，去做一些“高影响力”的事情。他在网上发表激进言论，希望引发争论，哪怕是被骂也好。结果只有零星回应，他的余烬倒计时因为浪费了时间在“无效社会能量耗散”上，反而减了几分钟。他尝试去创作，但平庸的才华只能产生更微弱的涟漪。
绝望中，他接触到了地下“余烬恐怖组织”。这些人信奉一种极端的哲学：既然价值由死亡的未来影响决定，那么，唯一的救赎就是让自己生命的终结，尽可能引发巨大的、毁灭性的、持久的因果海啸。他们计划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不是为了政治诉求，仅仅是为了在死亡瞬间，将自己的“余烬”燃烧成一颗足以灼伤时代眼睛的超新星。
艾登一度心动。那扭曲的逻辑在绝望中显得如此诱人：做一个不被记住的好人，不如做一个被诅咒千年的恶魔。至少，宇宙法则承认后者的“价值”。
但在最后时刻，他退缩了。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一种更深的虚无。他意识到，即便他那么做了，他的“高余烬”也属于那个制造恐怖事件的“他”，而不属于此刻这个在绝望中挣扎的、名为艾登的苍白灵魂。那是一种彻底的异化。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兑换一个死后与自己无关的“高估值”。
倒计时进入最后一年。艾登辞了工作，离开了家。他像一个幽灵，在城市的边缘游荡。他观察着那些数字在人们头顶闪烁，构成一幅诡异的新世相：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余烬高涨，陪伴临终父母的孝子余烬微降，那个总是给流浪猫喂食的老太太，余烬低得可怜，但她笑容平静。
一天傍晚，艾登站在废弃的跨海大桥上，望着远处城市璀璨却冰冷的灯火。每一点灯光下，都有一个跳动着的、标示着存在价值与死亡归期的数字。他视野里的倒计时已经进入以小时计算。
他忽然想起“显现”之前的世界。那时，价值是模糊的、主观的、充满争议的。你可以相信爱、善良、创造的内在价值，即使无人知晓。你可以选择平凡而温暖的一生，并自己赋予它意义。死亡是神秘的，带着悲伤和未知，而不是一份盖棺论定的、冰冷到令人室息的宇宙绩效评估报告。
那个世界，或许充满了无知和虚幻，但至少，它允许人类在意义的真空中，自己点燃微弱的、属于“人”的灯火，而不是被强制在宇宙的探照灯下，展览自己苍白或扭曲的“余烬储量”。
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又看了看桥下漆黑、无声流动的海水。跳下去，他的死亡大概只会引起一小块社会新闻的涟漪，几个熟人的短暂唏嘘，然后迅速被遗忘。他的余烬将微弱地闪烁一下，旋即熄灭。在宇宙的评估表上，艾登·米勒，将是一个近乎零值的错误数据。
但，那又怎样？
他忽然笑了。一种冰冷、空洞、却带着奇异解脱感的笑。
如果宇宙法则判定他的存在“价值”微薄，那么，他就用这“低价值”的存在，对这荒谬的法则，做出最后一点微薄的、无价值的反抗——他拒绝按照它的评估去生活，也拒绝为了让自己的死亡“更有价值”而去伤害任何事物。他将拥抱这“低余烬”的命运，平静地、毫无宇宙学意义上的“价值”地，走向终结。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倒计时，不再感到恐慌，只有漠然。
然后，他转身，走下了大桥。不是自杀，只是继续那毫无价值、也无需向任何宇宙法则证明价值的、剩余的短暂路程。
倒计时在他视野角落，依旧精准、无情地跳动，走向归零。
而在这被“余烬屏”照亮的、每个人都清晰知晓自身存在“价格”与“死期”的世界上，无数个艾登，正带着他们或长或短、或明或暗的倒计时，在这套冰冷到极致的宇宙价值体系下，沉默地行走，挣扎，或崩溃。他们生活的每一秒，都成了对自身最终“估值”的支付或透支。自杀或许廉价，但活着，在这套显形的法则下，成了对“价值”最残酷的、持续性的公开处刑。
而宇宙，依旧沉默，只是通过那悬浮在每个人眼前的、小小的数字屏，持续播报着那条或许一直存在、但人类宁愿永不发现的真理：存在的意义，不过是死亡回荡的长度与音量。而生命本身，只是那回声产生前，一段长短不一、但终将耗尽的、等待被估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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