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驻扎下来，研究方法与材料组截然不同。他们不预设框架，而是进行开放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他们参加村里的日常会议，记录讨论中的分歧；他们跟村民一起干活，在劳作间隙闲聊；他们甚至对同一事件访谈不同的人，记录下相互矛盾或补充的叙述。
很快，学者们注意到了村庄内部那些被“经验总结”平滑掉的皱褶。
吴教授在一次座谈中问：“我听说村里在是否引入国际艺术驻村计划时，有过激烈争论。最终妥协方案是怎么达成的？有没有谁的利益或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部分牺牲了？”
问题一出，会场陷入微妙的安静。虎子看了尹晴一眼，秀兰低头整理围巾，根叔抽着烟斗不说话。最终，尹晴简要讲述了过程，但吴教授追问：“那些强烈反对的村民，后来是怎么被说服的？还是没有被完全说服，只是选择了服从多数？”
另一个学者则关注更隐性的层面：“我注意到，村里公共事务的讨论，虽然鼓励所有人发言，但实际过程中，是不是受教育程度高、表达能力强的村民，更容易影响决策？那些不善言辞的、或者持不同意见但害怕破坏‘和谐’的人，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被听到？”
这些问题像细针，刺入村庄光鲜的表皮下。有些村民开始主动找学者聊天，说出那些在正式场合不会说的困惑和不满。一位在民宿打工的阿姨说：“现在村里有钱了，但感觉人和人之间，算计多了，人情薄了。以前借个锄头说一声就行，现在租个自行车都要扫码付钱。”一位中年村民私下抱怨：“每次有领导来，都要我们‘展现幸福生活’，笑得脸都僵了。其实谁家没点烦心事？”
材料组和课题组，像两股不同的水流在溪云村交汇。前者试图提取清澈的、可装瓶的“经验精华”；后者则想探究泥沙俱下的、复杂的“生命过程”。两者偶尔会发生微妙的碰撞。
一次，材料组正在整理“生态农业带动增收”的典型案例，选取的是茶园主阿灿家。数据详实：茶园面积、有机认证、茶品销售、年均收入……但课题组的访谈却记录了阿灿的另一面：他对不得不遵守的“有机规范”感到束缚，怀念以前更随意的种植方式；他担心儿子不愿接手，这门手艺可能失传；他甚至提到，为了维持“生态典范”的形象，有些必要的防治措施不能明着用，只能悄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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